十月卅日信昨收到，关于来问及评传的意见，另纸录出附呈，希察。
评传的译文，恐无处登载，关于那本书的评论，亦复如此，但如有暇，译给我们看看，却极欢迎。前几天，这里的官和出版家及书店编辑，开了一个宴会，先由官训示应该不出反动书籍，次由施蛰存说出仿检查新闻例，先检杂志稿，次又由赵景深补足可仿日本例，加以删改，或用××代之。他们也知道禁绝左倾刊物，书店只好关门，所以左翼作家的东西，还是要出的，而拔去其骨格，但以渔利。有些官原是书店股东，所以设了这圈套，这方法我看是要实行的，则此后出板物之情形可以推见。大约施、赵诸君，此外还要联合所谓第三种人，发表一种反对检查出版物的宣言，这是欺骗读者，以掩其献策的秘密的。
我和施蛰存的笔墨官司，真是无聊得很，这种辩论，五四运动时候早已闹过的了，而现在又来这一套，非倒退而何。我看施君也未必真研究过《文选》，不过以此取悦当道，假使真有研究，决不会劝青年到那里面去寻新字汇的。此君盖出自商家，偶见古书，遂视为奇宝，正如暴发户之偏喜摆士人架子一样，试看他的文章，何尝有一些“《庄子》与《文选》”气。
译名应该画一，那固然倒是急务。还有新的什物名词，也须从口语里采取。譬如要写装电灯，新文学家就有许多名词——花线，扑落，开关——写不出来，有一回我去理发，就觉得好几种器具不知其名。而施君云倘要描写宫殿之类，《文选》就有用，忽然为描写汉晋宫殿着想，真是“身在江湖，心存魏阙”了。
其实，在古书中找活字，是欺人之谈。例如我们翻开《文选》，何以定其字之死活？所谓“活”者，不外是自己一看就懂的字。但何以一看就懂呢？这一定是原已在别处见过，或听过的，既经先已闻见，就可知此等字别处已有，何必《文选》？
我们如常，《自由谈》上仍投稿，但非屡易笔名不可，要印起来，又可以有一本了，但恐无处出版，倘须删改，自己又不愿意，所以只得搁起来。新作小说则不能，这并非没有工夫，却是没有本领，多年和社会隔绝了，自己不在旋涡的中心，所感觉到的总不免肤泛，写出来也不会好的。
现在新出台的作家中，也很有可以注意的作品，倘使有工夫，我以为选译一本，每人一篇，绍介出去，倒也很有意义的。
上海也冷起来了，天常阴雨。文坛上是乌烟瘴气，与“天气”相类。适兄尚存，其夫人曾得一信，但详情则不知。
见S君夫妇，乞代致意。此复即颂
时绥。
豫 顿首 十一月五日
对于《评传》之意见
第一段第二句后，似可添上“九一八后则被诬为将中国之紧要消息卖给日本者”的话。（这是张资平他们造的，我当永世记得他们的卑劣险毒。）
第二段“在孩时”，父死我已十六七岁，恐当说是“少年时”了。
第三段“当教育总长的朋友……”此人是蔡元培先生，他是我的前辈，称为“朋友”，似不可的。
第五段“中国高尔基……”，当时实无此语，这好像是近来不知何人弄出来的。
第六段“《莽原》和《语丝》”，我只编《莽原》；《语丝》是周作人编的，我但投稿而已。
第七段“……交哄的血”，我写那几句的时候，已经清党，而非交哄了。
第八段“他们的贪酷”，似不如改作“一部分反动的青年们的贪酷……”较为明白。
第十段“……突兴并非因为政治上的鼓励，却是对于……”似不如改为“突兴虽然由于大众的需要，但有些作家，却不过对于……”
第十一至十二段 其中有不分明处。突兴之后，革命文学的作家（旧仇创造社，新成立的太阳社）所攻击的却是我，加以旧仇新月社，一同围攻，乃为“众矢之的”，这时所写的文章都在《三闲集》中。到一九三〇年，那些“革命文学家”支持不下去了，创，太二社的人们始改变战略，找我及其他先前为他们所反对的作家，组织左联，此后我所写的东西都在《二心集》中。
第十六段成的批评，其实是反话，讥刺我的，因为那时他们所主张的是“天才”，所以所谓“一般人”，意即“庸俗之辈”，是说我的作品不过为俗流所赏的庸俗之作。
第十七段Sato只译了一篇《故乡》，似不必提。《野草》英译，译者买[卖]给商务印书馆，恐怕去年已经烧掉了。《杂感选集》系别人所选，似不必提。
答来问
一、《小说全集》，日本有井上红梅（K.Inoue）这日本姓的腊丁拼法，真特别，共有四个音，即I-no-u-e译。
《阿Q正传》，日本有三种译本：（一）松浦珪三（K.Ma-tsuura）译，（二）林守仁（S.J.Ling，其实是日人，而托名于中国者）译，（三）增田涉（W.Masuda，在《中国幽默全集》中）译。
又俄译本有二种，一种无译者名，后出之一种，为王希礼（B.A.Vasiliev）译。
法文本是敬隐渔译（四川人，不知如何拼法）。
二、说不清楚，恐怕《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台静农编）及《鲁迅论》（李何林编）中会有一点，此二书学校图书馆也许有的。
三、见过日本人的批评，但我想不必用它了。
此信到后，希见复以免念。 临封又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