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日来信收到。早先有人来沪，告诉我（他知道）郑君寄款已收到，但久未得兄来信，颇疑生病，现今知道我所猜的并不错，而在汤山所遇，则殊出意料之外，幸今一切都已平安，甚慰。我们近况都好，身子也好的，只是我不能常常出外。孩子先前颇弱，因为他是朝北的楼上养大的，不大见太阳光，自从今春搬了一所朝南房子后，好得多了。别特尼诗早收到。它兄多天没有见了，但闻他身子尚好。
《我们怎么写的》这书，我看上海是能有书店出版的，因为颇有些读者需要此等著作。不过这样的书店，很难得，至多也不过一两家，出版时还可得到若干版税。大多数的是不但要“利”，还要无穷之“利”，拿了稿子去，一文不付；较好的是无论多少字（自然十来万以上），可以预支版税五十或百元，此后就自印自卖，对于作者，全不睬理了。
兄未知何时来？我想初到时可来我寓暂歇，再作计较，看能不能住。此地也变化多端，我是连书籍也不放在寓里。最好是启行前数天，给我一信，我当通知书店，兄到时只要将姓告知书店，他们便会带领了。至于房租，上海是很贵的，可容一榻一桌一椅之处，每月亦须十余元。
我现在校印《被解放的唐·吉诃德》，它兄译的。自己无著作，事繁而心粗，静不下。文学史尚未动手，因此地无参考书，很想回北平用一两年功，但恐怕也未必做得到。那些木刻，我很想在上海选印一本，绍介于中国。
此复即颂
时绥。
弟 豫 顿首十月二十一夜
令夫人均此致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