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平兄:

  二十六日寄出一信,想当已到。次日即得二十三日来信,包裹的通知书,也一并送到了,即刻向邮政代办处取得收据,星期六下午已来不及,星期日不办事,下星期一(廿九日)可以取来,这里的邮政,就是如此费事。星期六这一天(廿七),我同玉堂往集美学校演说,以小汽船来往,还耗去一整天;夜间会客,又耗去了许多工夫,客去正想写信,间壁的礼堂走了电,校役吵嚷,校警吹哨,闹得石破天惊,究竟还是物理学教员有本领,进去关住了总电门,才得无事,只烧焦了几块木头。我虽住在并排的楼上,但因为墙是石造的,知道不会延烧,所以并不搬动,也没有损失,不过因为电灯俱熄,洋烛的光摇摇而昏暗,于是也不能写信了。

  我一生的失计,即在历来并不为自己生活打算,一切听人安排,因为那时豫计是生活不久的。后来豫计并不确中,仍须生活下去,于是遂弊病百出,十分无聊。后来思想改变了,而仍是多所顾忌,这些顾忌,大部分自然是为生活,几分也为地位,所谓地位者,就是指我历来的一点小小工作而言,怕因我的行为的剧变而失去力量。但这些瞻前顾后,其实也是很可笑的,这样下去,更将不能动弹。第三法最为直截了当,其次如在北京所说则较为安全,但非经面谈,一时也决不下,总之我以前的办法,已是不妥,在厦大就行不通,所以我也决计不再敷衍了,第一步我一定于年底离开此地,就中大教授职。但我极希望那一个人也在同地,至少也可以时常谈谈,鼓励我再做有益于人的工作。

  昨天我向玉堂提出以本学期为止,即须他去的正式要求,并劝他同走。对于我走这一层,略有商量的话,终于他无话可说了,所以前信所说恐怕难于脱身云云,已经不成问题,届时他只能听我自便。他自己呢,大约未必走,他很佩服陈友仁,自云极愿意在他旁边学学。但我看他仍然于厦门颇留恋,再碰几个钉子,则来年夏天可以离开。

  此地无甚可为,近来组织了一种期刊,而作者不过寥寥数人,或则受创造社影响,过于颓唐(比我颓唐得多),或则太大言无实;又在日报上添了一种文艺周刊,恐怕不见得有什么好结果。大学生都很沉静,本地人文章,则“之乎者也”居多,他们一面请马寅初写字,一面请我做序,真是殊属胡涂。有几个因为我和兼士在此而来的,我们一走,大约也要转学到中大去。

  离开此地之后,我必须改变我的农奴生活;为社会方面,则我想除教书外,或者仍然继续作文艺运动,或更好的工作,待面谈后再定。我觉得现在HM比我有决断得多,我自到此地以后,仿佛全感空虚,不再有什么意见,而且时有莫名其妙的悲哀,曾经作了一篇我的杂文集的跋,就写着那时的心情。十二月末的《语丝》上可以发表,一看就知道。自己也知道这是须改变的,我现在已决计离开,好在已只有五十天,为学生编编文学史讲义,作一结束(大约讲至汉末止),时光也容易度过的了,明年从新来过罢。

  遇安既知通信的地方,何以又须详询住址,举动颇为离奇,或者是在研究HM是否真在羊城,亦未可知。因他们一群中流言甚多,或者会有HM在厦门之说也。

  校长给三主任的信,我在报上早见过了,现未知如何?能别有较好之地,自以离开为宜,但不知可有这样相宜的处所?

迅 十一月廿八日十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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