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平兄:

  十月四日得九月廿九日来信后,即于五日寄一信,想已收到了。人间的纠葛真多,兼士直到现在,未在应聘书上签名,前几天便拟于国学研究院成立会开毕之后,便回北京去,因为那边也有许多事待他料理。玉堂就大不谓然,甚至于说了许多气话(对我)。然而兼士却非去不可。我便从中调和:先令兼士在应聘书上签名,然后请假到北京去一趟,年内再来厦门一次,算是在此半年。兼士有些可以了,玉堂却又坚执不允,非他在此整半年不可。我只好退开。过了两天,玉堂也可以了,大约也觉得除此更无别路了罢。现在此事只要经校长允许后,便要告一结束了。兼士大约十五左右动身,闻先将赴粤一看,再向上海。伏园恐怕也同行,是否便即在粤,抑接洽之后,仍再回厦门一次,则不得而知,孟余请他是办副刊,他已经答应了,但何时办起,则似未定。

  从我想,兼士当初是未尝不豫备常在这里的,待到厦门一看,觉交通之不便,生活之无聊,就不免“归心如箭”了。这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事,叫我如何劝得他。

  这里的学校当局,虽出重资聘请教员,而未免视教员如变把戏者,要他空拳赤手,显出本领来。即如这回开展览会,我就吃苦不少。当开会之先,兼士要我的碑碣拓片去陈列,我答应了。但我只有一张小书桌和小方桌,不够用,只是摊在地上,一一选出。待到拿到会场去时,则除孙伏园自告奋勇,同去陈列之外,没有第二人帮忙,寻校役也寻不到。于是只得二人陈列,高处则须桌上放一椅子,由我站上去。弄至中途,黄坚硬将孙伏园叫去了,因为他是“襄理”(玉堂的),有叫孙伏园去之权力。兼士看不过去,便自来帮我,他喝了一点酒,跳上跳下,晚上便大吐了一通。襄理的位置,正如明朝的太监,可以倚靠权势,胡作非为,而受害的却不是他,是学校。昨天因为黄坚对书记下条子(上谕式的),下午同盟罢工了,后事不知如何。玉堂信用此人,可谓昏极。我前回辞国学院研究教授而又中止者,因恐怕兼士玉堂为难也,现在看来,总非坚决辞去兼职不可,人亦何苦因为太为别人计,而自轻自辱至此哉。

  此地的生活也实在无聊,外省的教员,几乎无一人作长久之计。兼士之去,固无足怪。但我比兼士随便些,又因为见玉堂的兄弟(他有二兄一弟都在厦大)及太太,都很为我们的生活操心;学生对我尤好,只恐怕我在此住不惯,有几个本地人,甚至于星期六不回家,豫备星期日我要往市上去玩,他们好同去作翻译,所以只要没有什么大下不去的事,我总想至少在此讲一年,否则,我也许早跑到广州或上海去了。(但还有几个很欢迎我的人,是想我开口攻击此地的社会等等,他们来跟着开枪。)

  今天是双十节,却使我欢喜非常,本校先行升旗礼,三呼万岁,于是有演说,运动,放鞭炮。北京的人,似乎厌恶双十似的,沉沉如死,此地这才像双十节。我因为听北京过年的鞭炮听厌了,对鞭炮有了恶感,这回才觉得却也好听。中午同学生上饭厅,吃了一碗不大可口的面(大半碗是豆芽菜),晚上是恳亲会,有音乐和电影,电影因为电力不足,不甚了然,但在此已视同宝贝了。教员太太将最新的衣服都穿上了,大约在这里,一年中另外也没有什么别的聚会了罢。

  听说厦门市上今天也很热闹,商民都自动的地挂旗结彩庆贺,不像北京那样,听警察吩咐之后,才挂出一张污秽的五色旗来。此地人民的思想,我看其实是“国民党的”的,并不老旧。

  自从我到此之后,各种寄给我的期刊很杂乱,忽有忽无。我有时想分寄给你,但不见得期期有,勿疑为邮局失落,好在这类东西,看过便罢,未必保存,完全与否亦无什么关系。

  我来此已一月余,只做了两篇讲义,两篇稿子给《莽原》;但能睡,身体似乎好些。今天听到一种传说,说孙传芳的主力兵已败,没有什么可用的了,不知确否。我想一二天内该可以得到来信,但这信我明天要寄出了。

迅 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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