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寄出一信，并刊物一束，系《语丝》等五本，想已到。今天得二日来信，可谓快矣。对于廿六日函中的一段议论，我于廿九日即发一函，想当我接到此函时，那边亦已寄到，知道我已决计离开此地，所以我也无须多说了。其实我这半年来并不发生什么“奇异感想”，不过“我不太将人当作牺牲么”这一种思想——这是我一向常常想到的思想——却还有时起来，一起来，便沉闷下去，就是所谓“静下去”，而间或形于词色。但也就悟出并不尽然，故往往立即恢复，二日得中央政府迁移消息后，即连夜发一信（次日又发一信），说明我的意思与廿九日信中所说并无变更，实未曾有愿意害马“终生被播弄于其中而不自拔”之意，当初仅以为在社会上阅历几时，可以得较多之经验而已，并非我将永远静着，以至于冷眼旁观，将害马卖掉，而自以为在孤岛中度寂寞生活，咀嚼着寂寞，即足以自慰自赎也。
但廿六日信中的事，已成过去，也不必多说了，到年底或可当作闲谈的材料。广大的钟点虽然较多，但我想总可以设法教一点担子较轻的功课，以求有休息的余暇，况且抄录材料等等，又可以有忙［帮］我的人，所以钟点倒不成问题，每周二十时左右者，大概是纸面文章，未必实做。
你们的学校，真是好像“湿手捏了干面粉”，粘缠极了。虽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当局不讲信用，专责“匹夫”，使几个人挑着重担，未免太任意将人做牺牲。我想事到如此，别的都可不管了，以自己为主，觉得耐不住，便即离开；倘因生计关系及别的关系，须敷衍若干时，便如我之在厦大一样，姑且敷衍敷衍，“以德感”“以情维系”等等，只好置之度外，一有他处可去，也便即离开，什么都不管它。
伏园须直往武昌去了，不再转广州，前信似已说过。昨（五日）有人到从汕头到此地（据云系民党），说陈启修因为泄漏机密，被党部捕治了。我和伏园正惊疑，拟电询，今日得你信，知二日看见他，则以日期算来，此人是造谣言的，但何以要造如此谣言，殊不可解。
前一束刊物不知到否？记得前回也有一次，久不到，而在学校的刊物中找来。三日又寄一束，到否也是问题。此后寄书，殆非挂号不可。《桃色之云》再版已出了，拟寄上一册，但想写上几个字，并用新印，而印泥才向上海去带，大约须十日后才来，那时再寄罢。
迅 十二月六日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