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日上午已有长函寄奉，下午睡起，和得贤昆玉诗七章，昨已另幅录出（录稿有馀幅，不为补充，留待玉言加批，他人只足以跋尾耳），本可以不再作书，惟关于《新证》尚有欲言，故复草此一纸。
《红楼》行世之后，仿作者大有其人，钻研评论者更如积薪，至于断篇零稿、随笔涉及亦数见不鲜，不独不能为曹书重轻，而道听途说、揣龠叩槃，适足以乱人耳目、聋瞽后昆。兹之《新证》，虽小涉出入，而大节无亏，读曹书、治红学者得此，譬若拨云雾而见青天矣。其于玉言不当尸而祝之、社而祭之乎？曹书之史实至是而大白，然曹书之价值犹未论定，此则更有待玉言之贾馀勇竟全功也。
前书谓曹氏为满洲主子之鹰犬、之爪牙、之密探、之特务，后二者即不无，前二词实不妥，当云“耳目”始得耳。旧社会中凡居高位掌大权者（即校头子、系头子亦胥然已），无不有其豢养之特务与夫密探。帝王之信用阉，与家长之纵容婢仆，坐使残害忠良、离间骨肉、混淆黑白、挑拨是非，始也视为腹心，继而尾大不掉，终焉国破家亡。前者不佞只见之载籍，后者即耳闻目睹且身历之。廿岁后怕看《红楼》，此其一因。书至此有馀痛焉。纸短不能尽言。蜀天阴寒，诸维万万自爱。
述堂和南 十一月廿二日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