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七（九？）日来信，卅一日接到。这些日子，正盼来信哩。（信改过，寄还。）
这回的信写得很好，只有一个“别”字（俗语叫作“白字”），文法没错误，修辞也大有进步：想见你近来学习努力。不过你的字写出毛病来了：横不能平，竖不能直，像一堆乱劈柴，也像一群“窝风鸡”，看起来教人不好认，而且也感觉不舒服，以后要随时注意矫正。
你说：“此后不轻于写作，非有把握不动手。”这话，原则上是对的。任何一个作家都是如此，并没有例外。而且任何一篇作品都是这么写出来的——不拘它是几十个字的一首小诗，或万儿八千字的一篇文章或几百万字的一部大书。写作的事情绝不能“走着瞧”。想好了再写：越是大作家，越是若此。像老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爱伦堡写《暴风雨》那样的长篇小说，在未写之前，他们早已想好了：这就是中国老话所谓“胸有成竹”。
不过你那句话也还是得辩证地使用，不能机械地死在上面。一个初学写作的人必须常常动笔，才有进步，这就是所谓“熟能生巧”。自然，也有人写得“熟”了，还是不能巧。那又当别论：原因在于他不曾好好地想。现在，你念逻辑学了，不是吗？这门学问最能训练人的思想。没有一个大作家不是具有一副逻辑的脑筋；没有一篇好的作品不富于逻辑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是最高的逻辑学的表现。鲁迅的文章就更不用说。用了逻辑的方法去想，常常想：想好了，就来写。常常写：成不成为一个文人和诗人是次要的问题，主要的是：必须如此，才能成为毛泽东时代的一个人，毛泽东时代的新知识分子。
你又说你本“不是以作家和文人为目的而生活的”。我不同你抬杠。但是毛泽东时代的人，虽然不是一个文学家，他也必须具有文学的修养；就如同一个人虽然不是演说家、教员，他也必须能掌握语言的技术，使用精确的语言。在苏联，就有好多工人、军人、集体农庄农民写了不少的好书。文学，越来越不能成为文学家、文人的专业和专利品了。
三姐、之燕、之京都曾来过天津。她们工作、学习也忙得不可开交（之平忙得始终不曾来。之燕暑后就是实习大夫了）。我同你舅母都健康（她近来发胖了）。
祝“三好”。
六月三日下午、大舅父字
王主任想请你四舅来师范学院教书。写了两封信去了，我怕他来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