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三日追记）
再过绮色佳时，觐庄亦在，遂谈及“造新文学”事。觐庄大攻我“活文学”之说。细析其议论，乃全无真知灼见，似仍是前此少年使气之梅觐庄耳。
觐庄治文学有一大病：则喜读文学批评家之言，而未能多读所批评之文学家原著是也。此如道听途说，拾人牙慧，终无大成矣。此次与觐庄谈，即以直告之，甚望其能改也。
吾以为文学在今日不当为少数文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之国人为一大能事。吾又以为文学不当与人事全无关系。凡世界有永久价值之文学，皆尝有大影响于世道人心者也。（此说宜从其极广义言之，如《水浒》，如《儒林外史》，如李白、杜甫、白居易，如今之易卜生（Ibsen）、萧伯纳（Shaw）、梅脱林（Maeterlinck），皆吾所谓“有功世道人心”之文学也。若从其狭义言之，则语必称孔孟，人必学忠臣孝子，此乃高头讲章之流，文学云乎哉？）
觐庄大攻此说，以为Utilitarian（功利主义），又以为偷得Tolstoi（托尔斯泰）之绪馀；以为此等十九世纪之旧说，久为今人所弃置。
余闻之大笑不已。夫吾之论中国文学，全从中国一方面着想，初不管欧西批评家发何议论。吾言而是也，其为Utilitarian，其为Tolstoian，又何损其为是。吾言而非也，但当攻其所以非之处，不必问其为Utilitarian，抑为Tolstoian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