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留学日记二七、觐庄对余新文学主张之非难

(七月十三日追记)


  再过绮色佳时,觐庄亦在,遂谈及“造新文学”事。觐庄大攻我“活文学”之说。细析其议论,乃全无真知灼见,似仍是前此少年使气之梅觐庄耳。

  觐庄治文学有一大病:则喜读文学批评家之言,而未能多读所批评之文学家原著是也。此如道听途说,拾人牙慧,终无大成矣。此次与觐庄谈,即以直告之,甚望其能改也。

  吾以为文学在今日不当为少数文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之国人为一大能事。吾又以为文学不当与人事全无关系。凡世界有永久价值之文学,皆尝有大影响于世道人心者也。(此说宜从其极广义言之,如《水浒》,如《儒林外史》,如李白、杜甫、白居易,如今之易卜生(Ibsen)、萧伯纳(Shaw)、梅脱林(Maeterlinck),皆吾所谓“有功世道人心”之文学也。若从其狭义言之,则语必称孔孟,人必学忠臣孝子,此乃高头讲章之流,文学云乎哉?)

  觐庄大攻此说,以为Utilitarian(功利主义),又以为偷得Tolstoi(托尔斯泰)之绪馀;以为此等十九世纪之旧说,久为今人所弃置。

  余闻之大笑不已。夫吾之论中国文学,全从中国一方面着想,初不管欧西批评家发何议论。吾言而是也,其为Utilitarian,其为Tolstoian,又何损其为是。吾言而非也,但当攻其所以非之处,不必问其为Utilitarian,抑为Tolstoian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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