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
上海分送《时事新报》、《神州日报》、《时报》、《申报》、《新闻报》；北京分送《亚细亚报》、《国民公报》；暨国内各报馆鉴：
兴等无状，与父老兄弟别亦既两年，前此粗疏缪戾，国人所以切责兴等者，皆一一深自引咎。惟是非未明，内外资为口实，戕我国脉，淆我舆情，此为国家存亡所关，非直流俗毁誉之细，敢复不辞
缕，略有所陈：
兴等去国以还，权威所存，僇辱已至。而游探盈国，好事者塞途，又复争相诋诃，务尽媒孽。萑苻有警，辄入兴名；炯、蔚、建、钧，均见钩致。迩者国交顿挫，举国惊迷，兴等乞援思逞之谣，又见腾播中外。夫本无其事，被谤议不能自明者，古来何止百数？兴等无似，亦诚愿安缄默，俟之百年。无如兴等见毁，乃由奸人假之，涂饰庸俗耳目以售其欺；甚或他人用之，恫喝软弱政府以收其利。纵国人不察，愿绝兴等，兴等果安忍自绝于国人，不一暴其素志，使知所自处哉？
在昔清政不纲，邦如累卵，国人奋起，因有辛亥之役。虽曰排满，实乃图存。政不加良，奚取改革？南北统一以后，政柄已集于一隅。吾党遵守宪政常规，诚有所抨弹牵掣。时则国人初习共和，吾党叫嚣凌厉之气，亦诚不免。国中贤达，每来诮让之声，兴等自维前失，敢不引罪？
癸丑七月之役，固自弃于国人。然苟有他途，国政于以修明，兴等虽被万戮，又何足悔？当举事时，成败利钝，已能前睹。一击不中，即复戢兵，诚不欲以骤难克敌之师，重生灵涂炭之祸。兴等虽以此受同志之责，居惬怯之名，质之天良，尚无所歉。斯时可战之卒，且复累万；可据之地，何止一省？犹且不肯负固以困民生。今无尺土一兵，安敢妄言激进？毁兴等者，即不计吾徒居心之仁暴，亦当论其设策之智愚。
至言假借外力，尤为荒诞。兴等固不肖，然亦安至国家大义矇无所知？窃览世界诸邦，莫不以民族立国。一族以内之事，纵为万恶，亦惟族人自董理之。倚赖他族，国必不保，殷鉴未远，即在平南。凡此所谈，五尺之童可以具知，乃烦兴等言说短长，实为遗憾！战败以来，兴等或居美洲，或留欧土，或散处南洋各地。即在日本，亦分居东西京、神户、长崎有差。外患之生，尚未匝月，东西万里，居各未移，商发本电，已极艰困，则聚且未能，谋将安出？乃闻国中谈士，戟指怒骂，昔年同志，贻书相讥；谤语转移，哓哓嗷嗷，恍若道路所传，已成事实。呜呼！兴等纵不足惜，顾于利用者掀髯于旁，公等冥冥中偾其国事何哉！
须知革命者，全国心理之符，断非数十百人所能强致。辛亥已事，即为明征。国人既惩兴等癸丑之非，自后非有社会真切之要求，决不轻言国事。今虽不能妄以何种信誓宣言于人，而国政是否必由革命始获更新，亦愿追随国人瞻其效果。夫兵凶战危，古有明训，苟可以免，畴曰不宜？重以吾国元气凋伤，盗贼充斥，一发偶动，全局为危，故公等畏避革命之心，乃同人之所共谅。
惟革命之有无，非可求之革命自身，而当卜之政象良恶。故辛亥之役，乃满洲政府成之，非革命党所能自为力也。今者政治清浊，事业兴废，士气盛衰之度，较之满洲何如？此俱国人所闻见。当兴等随国人后与闻政事，当局者每借口大权未一，强饰其非。此中是非，无取辩说。但今日之失政，何与于昨日之争权？兴等蔽罪以去，则新治宜呈矣，胡乃觚排异己，甲乙无择，生心害政，益益有加，至今空尸共和之名，有过专制之实？一语反诘，真相立明。年来内政荒芜，纲纪坠地，国情愈恶，民困愈滋：一言蔽之，只知有私，不知有国。权氛所至，自非易女为男，易男为女，此外盖无不能。又辄藉词内乱未已，政力不专，其为欺谩，尤不待问。
窃论外交受逼，虽有时势因缘，而政治组织不良，乃其最易取侮之道。盖一人政治，近世已经绝迹，非其不能，实乃未可。良以社会之质，善于一人；团体之力，厚于分子：此种政治通义，背之不祥。今吾国不见国家，不见国民，而惟见一人。宜乎他国以全国之力，仅为束缚驰骤一人之计，而若行所无事也。夫只知媚外，亦有穷时；专务欺民，何异自杀？吾国经此惩创，实乃迷梦猛醒发愤独立之秋，曰存曰亡，惟视民气。
兴等流离在外，无力回天，遇有大事，与吾徒有关者，亦惟谨守绳墨，使不危及邦家而已。虽怀子卿“不蒙明察”之冤，犹守亭林“匹夫有责”之志。引领东望，神魄俱驰。
黄兴、陈炯明、柏文蔚、钮永建、李烈钧等。有。
四年二月廿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