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八日）

　　前所记香山论文书，谓诗须：“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则‘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之什，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此实际家之言也。故其结论，以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发”，王介甫所谓“根柢济用”者是也。

　　然文学之优劣，果在其能“济用”与否乎？作为文词者，果必有所讽乎？《诗》小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夫至于不知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更何暇论其根柢济用与否乎？

　　是故，文学大别有二：

　　（一）有所为而为之者；

　　（二）无所为而为之者。

　　有所为而为之者，或以讽渝，或以规谏，或以感事，或以淑世，如杜之《北征》、《兵车行》、《石壕吏》诸篇，白之《秦中吟》、《新乐府》，皆是也。

　　无所为而为之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其为情也，或感于一花一草之美，或震于上下古今之大；或叙幽欢，或伤别绪；或言情，或写恨。其情之所动，不能自已，若茹鲠然，不吐不快。其志之所在，在吐之而已，在发为文章而已，他无所为也。《诗》三百篇中，此类最多，今略举一二：

舒而脱悦兮！毋感我帨兮！毋使也吠！

此何所为耶？

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琼华乎而？

　　〔适按〕此艳歌也。即唐人“洞房昨夜凝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之意。注《诗》腐儒，不解此也。

　　此又何为者耶？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此写恨耳。他何所为耶？

子之还兮，遭我乎峱之间兮。并驱从两肩兮，揖我谓我儇兮。

　　〔适按〕此女子之语气。子，谓所欢，盖猎者也。此写其初相见时，目挑心许之状，极旖旎之致。腐儒误以为男子相谓之词，而为之说曰：“哀公好田猎。……国人化之，遂成风俗。习于田猎谓之贤，闲于驰逐谓之好焉。”不亦可怜乎？

此叙欢会也。他何所为乎？

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此又何所为者耶？

　　更言之，则无所为而为之之文学，非真无所为也。其所为，文也，美感也。其有所为而为之，美感之外，兼及济用。其专主济用而不足以兴起读者文美之感情者，如官样文章，律令契约之词，不足言文也。

　　老杜之《石壕》、《羌村》诸作，美感具矣，而又能济用。其律诗如：

落日平台上，春风啜茗时，石栏斜点笔，桐叶坐题诗；

翡翠鸣衣桁，蜻蜓立钓丝。自今幽兴熟，来往亦无期。

则美感而已耳。

　　作诗文者，能兼两美，上也。其情之所动，发而为言，或一笔一花之微，一吟一觞之细，苟不涉于粗鄙淫秽之道，皆不可谓非文学。孔子删《诗》，不削绮语，正以此故。其论文盖可谓有识。后世一孔腐儒，不知天下固有无所为之文学，以为孔子大圣，其取郑、卫之诗，必有深意，于是强为穿凿附会，以《关雎》为后妃之词，以《狡童》为刺郑忽之作，以《著》为刺不亲迎之诗，以《将仲子》为刺郑庄之辞，而诗之佳处尽失矣，而诗道苦矣。

　　白香山抹倒一切无所讽谕之诗，殊失之隘。读其言有感，拉杂书此。

　　吾十六七岁时自言不作无关世道之文字（语见《竞业旬报》中所载余所作小说《真如岛》），此亦知其一不知其二之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