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廿九日）
吾曩谓吾国人未尝有精心结构之乌托邦，以视西人柏拉图之《共和国》，穆尔之《乌托邦》，有愧色矣。今始知吾此说之大谬不然也。吾国之乌托邦正复不逊西人。今试举二者以实吾言。
第一，《管子》乃绝妙之乌托邦也。管仲之霸业，古人皆艳称之。然其所行政策，《左传》绝无一语及之。今所传其“作内政以寄军令”及“官山海”（盐铁官有）诸制，皆仅见《管子》之书（《国语》所载全同《小匡篇》。盖后人取《管子》之文以为《齐语》耳），疑未必真为管仲所尝行者也。以适观之，其书盖后人伪托管子以为乌托邦，近人所谓“托古改制”者是也（说详余所作《读管子》上、下）〔参见本书第四一则〕。然其政治思想何其卓绝（法治主义），而其经济政策何其周密也。后人如《国语》之作者（不知何人，然决非左氏也）如司马迁，不知《管子》之为伪书，乃以乌托邦为真境，岂非大可笑乎？
第二，《周礼》乃世间最奇辟之乌托邦之一也。此书不知何人所作，然决非“周公致太平之迹”也。《周礼》在汉世，至刘向父子校书始得著录。其时诸儒共排以为非。林孝存（亦作临孝存，名硕）至作十论七难以排之。何休亦以为六国阴谋之书。何休之言近似矣。要之，此书乃战国时人“托古改制”者之作。他日当详考诸书，为文论之。然其结构之精密，理想之卓绝，真足压倒一切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