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二日）
威氏不独为政治家，实今日一大文豪，亦一大理想家也。其人能以哲学理想为政治之根本，虽身入政界，而事事持正，尊重人道，以为“理想”与“实行”初非二事，故人多以为迂。其实威氏之为伟人，正在此处，正在其能不随流俗为转移耳。威氏之外交政策，自表现观之，似着着失败；然以吾所见，则威氏之政策实于世界外交史上开一新纪元。即如其对华政策，巴拿马运河税则修正案，哥伦比亚新条约，皆是人道主义，他日史家当能证吾言耳。
七月四日（独立节）威氏在斐城演说，其言句句精警，语语肝胆照人，其论外交一段，尤痛快明爽。其得力所在，全在一“恕”字，在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八字。其言曰：“独立者，非为吾人私囊中物已也，将以与天下共之。”又曰：“若吾人以国中所不敢行之事施诸他国，则吾亦不屑对吾美之国旗矣。”（此与吾前寄此间报馆论“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之说同意，参看卷四第一五则）又曰：“天下之国，有宁吃亏而不欲失信者，乃天下最可尊崇之国也。”又曰：“爱国不在得众人之欢心，真爱国者认清是非，但向是的一面做去，不顾人言，虽牺牲一身而不悔。”又曰：“人能自省尝效忠祖国而又未尝卖其良心者，死有余乐矣。”凡此皆可作格言读，故节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