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〇年八月以后，有日记，遗失了。
一九一一年一月至十月，有简单日记。（卷一）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一二年八月，这中间只有短时期的日记（名为北田Northfield日记），遗失了。
一九一二年九月至十二月底，有日记。（卷二）
一九一三年一月至九月，只有四月间记了一条札记（卷三的首二页），其余全缺。
一九一三年十月至一九一七年七月回到上海，有礼记十五卷。（卷三至卷十七）
这些札记本来只是预备给兄弟朋友们看的。其实最初只是为自己记忆的帮助的，后来因为我的好朋友许怡荪要看，我记完了一册就寄给他看，请他代我收存。到了最后的三年（一九一四——一九一七），我自己的文学主张，思想演变，都写成札记，用作一种“自言自语的思想草稿”（thinking aloud）。我自己发现这种思想草稿很有益处，就不肯寄给怡荪，留作我自己省察的参考，因此我对于这种札记发生了很大的兴趣，所以无论怎么忙，我每天总要腾出一点工夫来写札记，有时候一天可以写几千字。
我从自己的经验里得到一个道理，曾用英文写出来：
Expression is the most effective means of appropriating impressions.
译成中国话就是：
要使你所得印象变成你自己的，最有效的法子是记录或表现成文章。
试举一个例子。我们中国学生对于“儒教”大概都有一点认识。但这种认识往往是很空泛的，很模糊的。假使有一个美国团体请你去讲演“儒教是什么”，你得先想想这个讲演的大纲；你拿起笔来起草，你才感觉你的知识太模糊了，必须查书，必须引用材料，必须追溯儒教演变的历史。你自己必须把这题目研究清楚，然后能用自己的话把它发挥出来，成为一篇有条理的讲演。你经过这一番“表现”或“发挥”（expression）之后，那些空泛的印象变着实了，模糊的认识变清楚明白了，那些知识才可算是“你的”了。那时候你才可以算是自己懂得“儒教是什么”了。
这种工作是求知识学问的一种帮助，也是思想的一种帮助。它的方式有多种，读书作提要、札记、写信、谈话、演说、作文，都有这种作用。札记是为自己的了解的；谈话，讨论，写信，是求一个朋友的了解的；演说，发表文章，是求一群人的了解的。这都是“发挥”，都有帮助自己了解的功用。
因为我相信札记有这种功用，所以我常用札记做自己思想的草稿。有时我和朋友谈论一个问题，或通信，或面谈，我往往把谈论的大概写在札记里，或把通信的大要摘抄在札记里。有时候，我自己想一个问题，我也把思想的材料、步骤、结论，都写出来，记在札记里。例如，我自己研究《诗三百篇》里“言”字的文法，读到《小雅·彤弓篇》的“受言藏之”“受言櫜之”，始大悟“言”字用在两个动词之间，有“而”字的功用。又如，我研究古代鲁语的代名词“尔”“汝”“吾”“我”等字，随笔记出研究的结果，后来就用札记的材料，写成我的《尔汝篇》和《吾我篇》。又如我的世界主义、非战主义、不抵抗主义，文学革命的见解，宗教信仰的演变，都随时记在札记里，这些札记就是我自己对于这些问题的思想的草稿。
我写这一大段话，是要我的读者明白我为什么在百忙的学生生活里那样起劲写札记。
我开始写札记的时候，曾说“自传则吾岂敢”（卷三首页）。但我现在回看这些札记，才明白这几十万字是绝好的自传。这十七卷写的是一个中国青年学生五七年的私人生活、内心生活、思想演变的赤裸裸的历史。他自己记他打牌，记他吸纸烟，记他时时痛责自己吸纸烟，时时戒烟而终不能戒；记他有一次忽然感情受冲动，几乎变成了一个基督教信徒；记他在一个时期里常常发愤要替中国的家庭社会制度作有力的辩护；记他在一个男女同学的大学住了四年，而不曾去女生宿舍访过女友；记他爱管闲事，爱参加课外活动，爱观察美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到处演说，到处同人辩论；记他的友朋之乐，记他主张文学革命的详细经过，记他的信仰思想的途径和演变的痕迹。（在这里我要指出，札记里从不提到我受杜威先生的实验主义的哲学的绝大影响。这个大遗漏是有理由的。我在一九一五年的暑假中，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做有详细的英文提要，都不曾收在札记里。从此以后，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但一九一五年夏季以后，文学革命的讨论成了我们几个朋友之间一个最热闹的题目，札记都被这个具体问题占去了，所以就没有余力记载那个我自己受用而不发生争论的实验主义了。其实我写《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都是受那一派思想的指导。我的文学革命主张也是实验主义的一种表现；《尝试集》的题名就是一个证据。札记的体例最适宜于记载具体事件，但不是记载整个哲学体系的地方，所以礼记里不记载我那时用全力做的《先秦名学史》论文，也不记载杜威先生的思想。）这就是我的留学时代的自传了。
这十七卷的材料，除了极少数（约有十条）的删削之外，完全保存了原来的真面目。我后来完全不信任何神教了，但我不讳我曾有一次“自愿为耶稣信徒”。我后来很攻击中国旧家庭社会的制度了，但我不删削我当年曾发愤要著一部《中国社会风俗真诠》，“取外人所著论中国风俗制度之书一一评论其得失”（页一〇三）。我近年已抛弃我的不抵抗主义的和平论了，但我完全保存了札记里我的极端不抵抗主义的许多理论。这里面有许多少年人的自喜、夸大、野心、梦想，我也完全不曾删去。这样赤裸裸的记载，至少可以写出一个不受成见拘缚而肯随时长进的青年人的内心生活的历史。
因为这一点真实性，我觉得这十几卷札记也许还值得别人的一读。所以此书印行的请求，我拒绝了二十年，现在终于应允了。
整理这一大批札记的工作，我的朋友章希吕用力最多最勤（札记的分条题目，差不多全是希吕拟的），我要特别致谢。亚东图书馆的几位朋友的抄写、整理、校印，也是我很感谢的。
最后，我用十分谢意把这部札记献给我的死友许怡荪。他在二十年前曾摘抄《藏晖室札记》在《新青年》上陆续登载。这部札记本来是为他记的，它的印行也是他最盼望的。
一九三六，七，二十
在太平洋上总统柯立芝船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