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九日）
任叔永以其友人某君书见示。书末云：
哲弟自戕，殊堪痛惜！然以弟今日心绪，则觉人必有一死，先死后死，时日之异耳。武松有言：‘还是死得干净。’吾辈生此可怜之时，处此可怜之国，安知死之不乐于生耶！
此亡国之哀音也，希望绝矣，遂作“知我如此不如无生”之叹。昔年杨笃生闻广州之败，作绝命书寄君武，有云：“哀哀祖国，殉以不吊之魂，莽莽橫流，葬此无名之骨”，遂投海死。任叔永之弟居杭州，蒿目时艰，亦投井死。此二君者，皆有志之士，足以有为者也，以悲愤不能自释，遂以一死自解，其志可哀，其愚可悯也。余年来以为今日急务为一种乐观之哲学，以希望为主脑，以为但有一息之尚存，则终有一毫希望在，若一暝不视，则真无望矣。使杨任二君不死，则终有可为之时，可为之事。乃效自经于沟壑者所为，徒令国家社会失两个有用之才耳，于实事曾有何裨补耶？此邦有一谐报，自名为《生命》，其宣言曰：“生命所在，希望存焉。”（Where is Life，there is Hope）此言是也。然诸自杀者决不作此想也。故吾为下一转语曰，“希望所在，生命存焉。”盖人惟未绝望，乃知生之可贵；若作绝望想，则虽生亦复何乐？夫人至于不乐生，则天下事真不可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