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廿四日）
尝谓余自去国以来，韵文颇有进境，而散文则有退无进。偶检旧稿，得辛亥所作《〈诗经〉言字解》读之，自视决非今日所能为也。去国以后之文，独此篇可存，故以附于此而记之，以识吾衰退，用自警焉。
《诗》中言字凡百余见。其作本义者，如“载笑载言”，“人之多言”，“无信人之言”之类，固可不论。此外如“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薄言采之”，“陟彼南山，言采其蕨”之类，毛传郑笺皆云“言，我也。”宋儒集传则皆略而不言。今按以言作我，他无所闻，惟《尔雅·释诂》文“邛，吾，台，予，朕，身，甫，余，言，我也。”唐人疏《诗》，惟云“言我《释诂》文”。而郭景纯注《尔雅》，亦祇称“言我见诗”。以传笺证《尔雅》，以《尔雅》证传笺，其间是非得失，殊未易言。然《尔雅》非可据之书也。其书殆出于汉儒之手，如《方言》《急就》之流。盖说经之家，幕集博士解诂，取便检点，后人缀辑旧文，递相增益，遂附会古《尔雅》，谓出于周孔，成于子夏耳。今观《尔雅》一书，其释经者，居其泰半，其说或合于毛，或合于郑，或合于何休、孔安国。似《尔雅》实成于说经之家，而非说经之家引据《尔雅》也。鄙意以为《尔雅》既不足据，则研经者宜从经入手，以经解经，参考互证，可得其大旨。此西儒归纳论理之法也。今寻绎《诗》三百篇中言字，可得三说，如左：
（一）言字是一种挈合词（严译），又名连字（马建忠所定名），其用与“而”字相似。按《诗》中言字，大抵皆位于二动词之间，如“受言藏之”，受与藏皆动词也。“陟彼南山，言采其蕨”，陟与采皆动词也。“还车言迈”，还与迈皆动词也。“焉得谖草言树之背”，得与树皆动词也。“驱马悠悠言至于漕”，驱至皆动词也。“静言思之”，静，安也，与思皆动词也。“愿言思伯”，愿，邓（郑）笺，念也，则亦动词也。据以上诸例，则言字是一种挈合之词，其用与而字相同，盖皆用以过递先后两动词者也。例如《论语》“咏而归”，《庄子》“怒而飞”，皆位二动词之间，与上引诸言字无异。今试以而字代言字，则“受而藏之”“驾而出游”“陟彼南山而采其蕨”“焉得谖草而树之背”，皆文从字顺，易如破竹矣。
若以言作我解，则何不云“言受藏之”，而必云“受言藏之”乎？何不云“言陟南山”“言驾出游”，而必以言字倒置于动词之下乎？汉文通例，凡动词皆位于主名之后，如“王命南仲”“胡然我念之”，王与我皆主名，皆位于动词之前，是也。若以我字位于动词之下，则是受事之名，而非主名矣。如“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此诸我字，皆位于动词之后者也。若移而置之于动词之前，则其意大异，失其本义矣。今试再举《彤弓》证之。“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宾，中心贶之。”我有嘉宾之我，是主名，故在有字之前。若言字亦作我解，则亦当位于受字之前矣。且此二我字，同是主名，作诗者又何必用一言一我，故为区别哉？据此可知言与我，一为代名词，一为挈合词，本截然二物，不能强同也。
（二）言字又作乃字解。乃字与而字，似同而实异。乃字是一种状字，（《马氏文通》），用以状动作之时。如“乃寝乃兴，乃占我梦”，又如“乃生男字”，此等乃字，其用与然后二字同意。《诗》中如“言告师氏，言告言归”，皆乃字也。犹言乃告师氏，乃告而归耳。又如“婚姻之故，言就尔居”“言旋言归，复我邦族”，言字皆作乃字解。又如“薄言采之”“薄言往诉”“薄言还归”“薄言追之”等句，尤为明显。凡薄言之薄，皆作甫字解。郑笺，甫也，始也，是矣。今以乃代言字，则乃始采之，乃甫往诉，乃甫还归，乃始追之，岂不甚明乎？又如《秦风》“言念君子”，谓诗人见兵车之盛，乃思念君子。若作我解，则下文又有“胡然我念之”，又作我矣。可见二字本不同义也。且以言作乃，层次井然。如作我，则兴味索然矣。又如《氓》之诗，“言既遂矣”，谓乃既遂意矣，意本甚明。郑氏强以言作我，乃以遂作久，强为牵合，殊可笑也。
（三）言字有时亦作代名之“之”字。凡之字作代名时，皆为受事（《马氏文通》）。如“经之营之，庶民攻之”是也。言字作之解，如《易》之《师卦》云，“田有禽，利执言，无咎。”利执言，利执之也。《诗》中殊不多见。如《终风篇》，“寤言不寐，愿言则嚏”。郑笺皆作我解，非也。上言字宜作而字解，下言字则作之字解，犹言寤而不寐，思之则嚏也。又如《巷伯篇》，“捷捷幡幡，谋欲谮言”。上文有“谋欲谮人”之句，以是推之，则此言字亦作之字解，用以代人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