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廿三日）
梁任公近著《政治之基础与言论家之指针》一文，载《大中华》第二号，其言甚与吾意相合，录其最警策者如下：
……我国人试思之：彼帝制也，共和也，单一也，联邦也，独裁也，多决也，此各种政制中任举其一，皆尝有国焉行之而善其治者。我国则此数年之中，此各种政治已一一尝试而无所遗，曷为善治终不可得睹？则治本必有存乎政制之外者从可推矣。……
大抵欲运用现代的政治，其必要之条件：
（一）有少数能任政务官或政党首领之人，其器量，学识，才能，誉望，皆优越而为国人所矜式。
（二）有次多数能任事务官之人，分门别类，各有专长，执行一政，决无陨越。
（三）有大多数能听受政谭之人，对于政策之适否，略能了解而亲切有味。
（四）凡为政治活动者皆有相当之恒产，不至借政治为衣食之资。
（五）凡为政治运动者，皆有水平线以上之道德，不至掷弃其良心之主张而无所惜。
（六）养成一种政治习惯，使卑污阘冗之人，不能自存于政治社会。
（七）有特别势力行动轶出常轨外者，政治家之力能抗压矫正之。
（八）政治社会以外之人人，各有其相当之实力，既能为政治家之后援，亦能使之严惮。
具此诸条件，始可以语于政治之改良也已。吾中国今日具耶？否耶？未具而欲期其渐具，则舍社会教育外，更有何涂可致者？此真孟子所谓“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为不蓄，终身不得”，虽曰辽远，将安所避？而或者曰：“今之政象，岌岌不可终日，岂能待此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之计？恐端绪未就，而国之乱且亡已见矣。”虽然，尤当知苟不务此，而率国人日日为无意识无根蒂之政治活动，其能御乱而免于亡乎？吾敢断言曰：“虽国亡后，而社会教育犹不可以已。亡而存之，舍此无道也。”……
吾以为惟当乘今日政象小康之际（适案，何谓小康？此则任公大错处），合全国聪智勇毅之士，共戮力于社会事业，或遂能树若干之基础，他日虽有意外之变乱，犹足以支。而非然者，缫演十年来失败之迹，而国家元气且屡斲而不可复矣！……
此文甚哀，宜有所收效。
任公又有一文论孔子教义，其言显刺康南海、陈炳章之流，任公见识进化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