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留学日记六四、读梁任公《政治之基础与言论家之指针》

(五月廿三日)


  梁任公近著《政治之基础与言论家之指针》一文,载《大中华》第二号,其言甚与吾意相合,录其最警策者如下:

……我国人试思之:彼帝制也,共和也,单一也,联邦也,独裁也,多决也,此各种政制中任举其一,皆尝有国焉行之而善其治者。我国则此数年之中,此各种政治已一一尝试而无所遗,曷为善治终不可得睹?则治本必有存乎政制之外者从可推矣。……


大抵欲运用现代的政治,其必要之条件:


(一)有少数能任政务官或政党首领之人,其器量,学识,才能,誉望,皆优越而为国人所矜式。


(二)有次多数能任事务官之人,分门别类,各有专长,执行一政,决无陨越。


(三)有大多数能听受政谭之人,对于政策之适否,略能了解而亲切有味。


(四)凡为政治活动者皆有相当之恒产,不至借政治为衣食之资。


(五)凡为政治运动者,皆有水平线以上之道德,不至掷弃其良心之主张而无所惜。


(六)养成一种政治习惯,使卑污阘冗之人,不能自存于政治社会。


(七)有特别势力行动轶出常轨外者,政治家之力能抗压矫正之。


(八)政治社会以外之人人,各有其相当之实力,既能为政治家之后援,亦能使之严惮。


具此诸条件,始可以语于政治之改良也已。吾中国今日具耶?否耶?未具而欲期其渐具,则舍社会教育外,更有何涂可致者?此真孟子所谓“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为不蓄,终身不得”,虽曰辽远,将安所避?而或者曰:“今之政象,岌岌不可终日,岂能待此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之计?恐端绪未就,而国之乱且亡已见矣。”虽然,尤当知苟不务此,而率国人日日为无意识无根蒂之政治活动,其能御乱而免于亡乎?吾敢断言曰:“虽国亡后,而社会教育犹不可以已。亡而存之,舍此无道也。”……


吾以为惟当乘今日政象小康之际(适案,何谓小康?此则任公大错处),合全国聪智勇毅之士,共戮力于社会事业,或遂能树若干之基础,他日虽有意外之变乱,犹足以支。而非然者,缫演十年来失败之迹,而国家元气且屡斲而不可复矣!……


此文甚哀,宜有所收效。

  任公又有一文论孔子教义,其言显刺康南海、陈炳章之流,任公见识进化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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