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周汝昌  一九五六年四月十八日

言兄再鑑:

  月餘來注射、服藥、電療,內外夾攻,健康似稍進。而前日大風,昨日落雨不成,今日又復沉陰,遂大委頓,筋骨酸楚,殆不可自聊。第六女於春假帶病來津修養治療,昨日始痊,今日下午便返京,適送之出門,歸來上燈,獨坐益覺鬱郁不可堪。亦知此種情緒萬不應有,而大半生小資產階級文人習氣,堅不可拔,加之衰廢,不能自制,以致於斯,如何可說?

  前書拈舉“俗”字擬作詳說,病體難支,戛然而止,所謂“書券三紙,不見驢字”。二月間病榻上時時背誦去冬所作詞,初頗自得,繼乃發覺篇中每每有俗句,於是迴心內向,檢點言行,遂乃發現自身充滿俗氣。“言爲心聲”,“風格即人”,人既有俗氣,詞焉得無俗句耶?以上所云云乃前此發書之本旨,未能完篇,轉失本意,此刻仍不能細說,聊一發其端倪,吾兄當能自會之也。

  郵花適罄,今日此函尚不能付郵,明日有課,後日政協開會,恐短期內不復有書耳。

糟堂 四月十八日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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