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周汝昌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玉言賢友如晤:

  廿日上午已有長函寄奉,下午睡起,和得賢昆玉詩七章,昨已另幅錄出(錄稿有餘幅,不爲補充,留待玉言加批,他人只足以跋尾耳),本可以不再作書,惟關於《新證》尚有欲言,故復草此一紙。

  《紅樓》行世之後,仿作者大有其人,鑽研評論者更如積薪,至於斷篇零稿、隨筆涉及亦數見不鮮,不獨不能爲曹書重輕,而道聽途說、揣龠叩槃,適足以亂人耳目、聾瞽後昆。茲之《新證》,雖小涉出入,而大節無虧,讀曹書、治紅學者得此,譬若撥雲霧而見青天矣。其於玉言不當屍而祝之、社而祭之乎?曹書之史實至是而大白,然曹書之價值猶未論定,此則更有待玉言之賈餘勇竟全功也。

  前書謂曹氏爲滿洲主子之鷹犬、之爪牙、之密探、之特務,後二者即不無,前二詞實不妥,當雲“耳目”始得耳。舊社會中凡居高位掌大權者(即校頭子、系頭子亦胥然已),無不有其豢養之特務與夫密探。帝王之信用閹,與家長之縱容婢僕,坐使殘害忠良、離間骨肉、混淆黑白、挑撥是非,始也視爲腹心,繼而尾大不掉,終焉國破家亡。前者不佞只見之載籍,後者即耳聞目睹且身歷之。廿歲後怕看《紅樓》,此其一因。書至此有餘痛焉。紙短不能盡言。蜀天陰寒,諸維萬萬自愛。

述堂和南 十一月廿二日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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