茵，和你写信的日子差了一天，就发生了那么一件大事变，这许多天我们都在不安中过着日子，我想你也是如此吧？

　　差不多有七八天了，既然没有急剧的变化，想来不会有更大的不幸吧？听说绥远抗战的士兵，听到这个消息，许多人都哭了。我想这是一个值得哭的事件，中国的命运，全在这次事变的转化之中了。

　　只有思想幼稚的人才希望这件事有不幸的结局，还有那些野心家，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又可乘此机会争权夺利。从小处到大处，我总觉得这件事只宜迅速地和平了解，保全自己的元气，振奋国民的精神，做将来的全面抗战的准备。

　　我想现在最高兴的是我们的敌人，他们抱着隔岸观火的态度，在远近瞭望，时不时地去探听一些具体的消息；也许有些设施，还出于他们的间接的策动呢！

　　虽然各自看法不同，每人都觉得出事件的严重性：他们都认为这是一桩不幸的事件，即使我能因此达到团结抗战的地步，也必须快快地跳过这沉郁的阶段。这是事实，再这样下去，很怕人民要忍耐不住了。

　　茵姐，你说是不是，这样停滞下来实在是毫无理由的。居民的心情都是惶惶恐恐，一经奸徒挑拨，就要使事情更繁乱。

　　我总有个呆想法，既然全国的人民都切望抗战，在朝在野的党人为什么不能携手登高一呼，大家同心协力朝着敌人扑去呢！

　　人们的心情虽极紧张，表面却显得很消沉，每一张脸都是不愉快的，不再听见绥远抗战的消息了，也不再有中日交涉的报告，这件突发的事变，占据了人们的全心，我忽然止不住要叫一声：“天呵！让一切都得一个良好的结果吧！”我明知道天是不存在的。可是我也极自然地这样叫了。我不知道你急了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叫着天？

　　S埠的民众怎么样呢？从你的来信中，使我看出S埠大多数的嘴脸，我相信我不会喜欢他们的，甚至于我都想到你怎么会在他们中间生活？而且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怨言？我就受不了，我想因为有那半殖民地的特性，所以日本兵才能无忌惮地游行，放哨！这里可不同了，我相信我们的表示更露骨，运动更热烈；可是那些兵只知躲在他们使馆的高墙里，或是关在他们的兵营中，他们还没有能象在S埠那样放肆。我还记得，根据那一次淞沪协定，S埠没有中国正规兵，我想这也是一个使他们猖獗的理由。在我们这里，不必说了，中国兵的数量也还是可观的，而且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情绪都异常热烈，就要和我们手拉着手走上一条路了。

　　以前的信里我还没有告诉过你静珠的事吧，她竟会糊涂到那种地步，把终身交给那个汉奸××专员杨风洲！家里的人没有一个赞成，于是她就离开家，从此也不回来了。那个人我看见过，是个秃头，大约四十岁，长了一双狡猾的眼睛，我真不明白，静珠喜欢他哪一点？我不懂得恋爱，我也不知道其中有多么大的奥妙，不知道他们的结合是否在恋爱的原则上可以说得通？如果是说得过去的话，那我该更厌恶它了！

　　我一共看见过她两次，一次是学校纪念日，她兴高采烈地随着她那个丈夫到学校来了！可是她简直可以说是被同学撵出去的。我跑得快，跑在前面，所以当她才要走进汽车就回过头来向我象饿狼似的呲着牙吼了一句。还有一次是最近的募捐，她仿佛很慷慨似的把钱给我，可是我不要，我心里还在想，如果我接收了她的钱，就是侮辱了我自己，更侮辱了那些英勇的将士们。我终于没有要，（当然别人的举动我不能负责，）茵姊，你说，我的这种举动到底对不对？

　　记住，不要和别人说起来，她简直是我们一家人的弱点！尤其是我们两个的，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家中算是思想行动都最激烈的。

　　好了，再见吧，我实在不愿意絮絮叨叨再说这许多无谓的事了。新年虽然又来近了，可是我没有一点心绪来庆祝你的新年快乐，我想你了解我的心情，你也一定会原谅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