茵,和你写信的日子差了一天,就发生了那么一件大事变,这许多天我们都在不安中过着日子,我想你也是如此吧?
差不多有七八天了,既然没有急剧的变化,想来不会有更大的不幸吧?听说绥远抗战的士兵,听到这个消息,许多人都哭了。我想这是一个值得哭的事件,中国的命运,全在这次事变的转化之中了。
只有思想幼稚的人才希望这件事有不幸的结局,还有那些野心家,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又可乘此机会争权夺利。从小处到大处,我总觉得这件事只宜迅速地和平了解,保全自己的元气,振奋国民的精神,做将来的全面抗战的准备。
我想现在最高兴的是我们的敌人,他们抱着隔岸观火的态度,在远近瞭望,时不时地去探听一些具体的消息;也许有些设施,还出于他们的间接的策动呢!
虽然各自看法不同,每人都觉得出事件的严重性:他们都认为这是一桩不幸的事件,即使我能因此达到团结抗战的地步,也必须快快地跳过这沉郁的阶段。这是事实,再这样下去,很怕人民要忍耐不住了。
茵姐,你说是不是,这样停滞下来实在是毫无理由的。居民的心情都是惶惶恐恐,一经奸徒挑拨,就要使事情更繁乱。
我总有个呆想法,既然全国的人民都切望抗战,在朝在野的党人为什么不能携手登高一呼,大家同心协力朝着敌人扑去呢!
人们的心情虽极紧张,表面却显得很消沉,每一张脸都是不愉快的,不再听见绥远抗战的消息了,也不再有中日交涉的报告,这件突发的事变,占据了人们的全心,我忽然止不住要叫一声:“天呵!让一切都得一个良好的结果吧!”我明知道天是不存在的。可是我也极自然地这样叫了。我不知道你急了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叫着天?
S埠的民众怎么样呢?从你的来信中,使我看出S埠大多数的嘴脸,我相信我不会喜欢他们的,甚至于我都想到你怎么会在他们中间生活?而且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怨言?我就受不了,我想因为有那半殖民地的特性,所以日本兵才能无忌惮地游行,放哨!这里可不同了,我相信我们的表示更露骨,运动更热烈;可是那些兵只知躲在他们使馆的高墙里,或是关在他们的兵营中,他们还没有能象在S埠那样放肆。我还记得,根据那一次淞沪协定,S埠没有中国正规兵,我想这也是一个使他们猖獗的理由。在我们这里,不必说了,中国兵的数量也还是可观的,而且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情绪都异常热烈,就要和我们手拉着手走上一条路了。
以前的信里我还没有告诉过你静珠的事吧,她竟会糊涂到那种地步,把终身交给那个汉奸××专员杨风洲!家里的人没有一个赞成,于是她就离开家,从此也不回来了。那个人我看见过,是个秃头,大约四十岁,长了一双狡猾的眼睛,我真不明白,静珠喜欢他哪一点?我不懂得恋爱,我也不知道其中有多么大的奥妙,不知道他们的结合是否在恋爱的原则上可以说得通?如果是说得过去的话,那我该更厌恶它了!
我一共看见过她两次,一次是学校纪念日,她兴高采烈地随着她那个丈夫到学校来了!可是她简直可以说是被同学撵出去的。我跑得快,跑在前面,所以当她才要走进汽车就回过头来向我象饿狼似的呲着牙吼了一句。还有一次是最近的募捐,她仿佛很慷慨似的把钱给我,可是我不要,我心里还在想,如果我接收了她的钱,就是侮辱了我自己,更侮辱了那些英勇的将士们。我终于没有要,(当然别人的举动我不能负责,)茵姊,你说,我的这种举动到底对不对?
记住,不要和别人说起来,她简直是我们一家人的弱点!尤其是我们两个的,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家中算是思想行动都最激烈的。
好了,再见吧,我实在不愿意絮絮叨叨再说这许多无谓的事了。新年虽然又来近了,可是我没有一点心绪来庆祝你的新年快乐,我想你了解我的心情,你也一定会原谅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