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一个极大的霹雷从晴朗的天空上抛掷下来，落在每一个人的头上，使每一个人都立脚不住，对于一切的变故都不知道会有怎么样的一个结局。

　　那天静玲到学校去的时候赵刚显得那么不安地拉住她，很激动地问：

　　“你知道了么？”

　　“我，我知道了。——”

　　“这件事眼前对绥远战局就是一个大打击。”

　　“我就不相信你们，难道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转机么？”

　　向大钟自有一番见解插进来说。

　　“什么转机？——”

　　“我说是从此就可以抗战了。”

　　“你那是废话，只有我们的敌人才高兴我们有这样不幸的事发生。”

　　“你看那些东北将士哪一个不盼快点打回家乡，——”

　　“其实他正可以带领他的队伍出关去杀敌，或则加入×将军在绥远抗战，乘胜不就可以打进热河、很快就可以打到洮南府。”

　　“没有命令呀，军人本来是该服从。”

　　“那现在好了，他倒完成最大的不服从，你说是不是？”

　　“真不知道这件事有什么结果，我一点也猜不到。”

　　“说不定又要引起内战来了。”

　　“那真是极不幸的事！”

　　“也许不会的，真要是以兵戎相见反要把事情弄糟了，——不过无论如何，这已是一个错误。”

　　“虽然是错误，我倒觉得不平凡，说不定将来会促成中国的全面抗战。”

　　“但愿如此。否则只惹外人的一场笑，敌人的一场快活。”

　　“说实在话，自从九一八以来，人民的痛苦也够受的了，长期准备的话真也有点不耐烦，——”

　　“真要是准备还好，你看哪里有一点准备的样子？”

　　“我们不能悲观，要能顺应万变，我们得看清我们青年该走的路，走，我们去上课吧，下午他们要召集一个座谈会，可以去听听，看有什么消息和意见。”

　　这是赵刚的坚决的话语，黄静玲总觉得有点昏洞洞，好象在做着梦，向大钟的意见都是直觉地发出来，他自己那么想，就那么说，说过也就算了。

　　“我们不该彷徨，也不该不安，我们要坚定我们的意志，我们要有一个表示，——”这是宋明光在座谈会里说着，“凡是促成我们团结一致对外的，都是好的，凡是分化破裂的，都是坏的，前者是我们的友人，后者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用这个标准来权量事物，才能分析得清楚恰当。关于这次事变，我们还没有法子认识得清楚，可是人民的烦闷很可以看出来了，我想这个消息传给前线作战的士兵们，一定也是一个极大的打击。我们必须应用全部精力，仔细观察讨论，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得以显出我们的力量来。”

　　“我不是替×××说话，——”一个东北口音的同学接着站起来说，“我是站在流落在关里的这些东北人的立场上发言，这几年的生活真使我们受够了，我们并不埋怨当前的生活，我们从实际上觉得将来的日子也没有把握。我们的军队原来全心全意都是向着家乡，因为那是他们生长的地方。我们真想为祖国牺牲自己的性命，可是有什么法子，他们不能躺在家乡的土地上，请大家想想，这种悲愤还不够受么？所以这一次事，我个人以为不是偶然的，也不要信从外人的诬蔑，他们全是出乎爱乡爱国的一番热诚，只要能有一个具体的方针，我知道我们都会笑着跑向战场跑回家乡，就以兄弟来说，我也要跟在他们的后边跑回去的。”

　　“动机虽然纯正，手段可错误了，——”这是那个经济学教授赵明澈站起来说，“——这种举动只为亲者所恨，仇者所快，再加上奸人走狗中间的挑拨生事，就容易酿成大变。我们必须理智，不可陷入幼稚的错误，从客观的观察上，已经可以看出来团结的影子，而且绥远抗战也将是全面抗战的先声，这是对事的问题，而不是对人的问题。千万不可以自己削弱自己的力量，这是极重要的，不错，思家愤国的思想在每个失去故土的人的胸中澎湃，但是如此发泄出来，却走了一条错误的路。我们应该赶紧策动，使我们能纠正自己，不然的话，前途实在是很可悲观的。”

　　静玲就是怀着那解不开的郁闷回到家中。那些空洞的话语一点也没有消除她的迷惘，李大岳的意见，却是这样：

　　“我们军人要服从，这是以下叛上的举动，当然不可以的。”

　　静玲本来没有什么主见，听他这样说，她倒忍不住反问一句：

　　“那么当初‘一二八’怎么算呢？”

　　“不同，那是实际作战，而且还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后来还不是有友军和我们协同作战，——当然并没有给我们多大的帮助就是了。”

　　“现在怎么说呢？”

　　“小×不是那么好的人，当初‘九一八’的时候，他还不是照样过着糜烂的生活，就是那年他在××医院戒吗啡，临走还带去两个女看护，——”

　　“不能只以过去的事来批评他，也许他这几年有极大的进步，——”

　　“什么进步，简直是一群妖孽！”

　　黄俭之突然插进来，他好象也很关心这件事，因为说得很用力，他赶紧挟住要从鼻梁上溜下来的眼镜，他显然还有一大堆话要说，他就又抢着说：

　　“这是什么年月？我就从来也没有听说过的事！以下犯上，简直都没有一点王法，——”

　　“是没有王法，因为帝王早就不存在了。”

　　静玲故意纠正他，他很不情愿地瞪她一眼！就自己改正说：

　　“就是没有国法了。一国的最高当局，是何等重要呀，还能用这种手段来对付？小×胡子的儿子，×××也是土匪出身，都还脱不了匪性。照这样下去，国家是更没有希望了！还抗的什么日，自己同自己这笔账就算不清！……”

　　李大岳和静玲都不同意他的话，可是他们也不愿意多说，静玲偷偷地一个人先溜走了，不久李大岳和黄俭之就安排在一番棋盘上的对垒，因为这样他就不再多说了，把全副的精力都放在车马炮的调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