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玲从公园里跑回家来,大约不过九点半钟,叫开了门,老王用奇怪的眼睛望望她,没有说什么,院子里没有人,走到房里劈头就遇见李大岳。
“呵,这下子我可遇上了,你才从公园里回来。”
李大岳得意地向她说,一下倒使她怔住了,她赖了一句:
“瞎说,谁到公园里去了,你不要乱扯!”
“我才不瞎说,我亲眼看见的。”
静玲知道赖不过去了,反倒问他一句:
“你怎么会看见我。”
“我在林子里,所以我才能看见你,你可看不见我。”
“噢,我知道了,你也跟那群老头子一派,到公园去打太极拳!”
“我?我才不呢,我去溜鸟,就是我送给静宜的鸟,一面也是得点新鲜空气,我太闷了。”
“那你一定也看见日本飞机了。”
“那时候我已经回来了,不要提吧,真气死人,我情愿让他们炸死我,也不要看他们的示威。”
“早晚也许就来炸了。”
“不见得吧,你看不出来那些亲日派都上台了么,那就表示我们的当局还不想和日本人打。”
“当局不打,我们要他打,成不成?”
“那——那也不过说说就是了。”
“你看吧,幺舅,有一天你看我们的。”
她说完了,就跑到楼上去,向下面一看,李大岳还呆呆站在那里,象是在想她末了那一句话的意义。她又跑到楼下去,低低地和他说:
“可不要说我今天到公园里去过。”
她才说完这句话,黄俭之正从俭斋里走出来,这些天他的精神好了些,看见她就说:
“静玲,什么事跑上跑下的?”
“我没有跑呵。”
“我明明听见,你还要不诚实,呵,快做大学生了,还是这样子。”
这几句无由的申斥使她摸不着头脑,她说过一声“我要到楼上去看妈妈”就溜开了。
她走到母亲房里,正赶上静宜抱着青儿也在那里,静纯也安静地坐在一旁。这时节,秋阳正从玻璃窗上射进来,母亲和他们都浴在这灿烂的光辉之中。
“玲姑儿,你才起呀。”
“可不是么,到星期天就睡过头了,——呵,几天不看见小孩子,他又长得多了。”
“小孩子可不就是那样子,别人都说是见风就长,现在的年月也不同了,一个多月的孩子就会张人,你看看他的小嘴,真象青芬!”提起那个不幸的女人,母亲便又长长地叹一口气,“我们对不起她,”回头她又吩咐静宜,“不要忘了,到‘七七’要给她烧纸帛。”
“我不会忘记。”
按照平日的脾气,她又要纠正母亲这种不合理的事,现在她懂得一点了,她也和静宜静纯一样,不说什么。
“妈,我看您这两天的气色又好些。”
“是么?哎,但盼如此吧,你看,菁姑倒是有福气的,她又瘦又干,一年到头也不生灾,不生病。”
“哼,那算什么福气,她病了也没有人惦着,她死了也没有人哭!”
静玲一高兴,又把那“涵养的美德”忘了,她顺口就说出来。
“不要这么说,孩子,路人我们还要帮助呢,何况她总算是黄门的人,她不也是一个可怜的人。”
“她要是自己那么想就好了。呵,大哥,听说你要回母校当助教?”
“是呀,我想我总这样下去也不是事。”
静纯伸了一个懒腰站起来,他把两只手缩在袖口里,仿佛天气极冷的样子,缓缓地在房里踱着,可是当他走近静宜的身边他就站住了,他的眼睛笔直地盯着她手里抱着的孩子。
他时常想到孩子的诞生把最后的苦难带给他的母亲,就引起他的怨恨来;可是也引起他的爱,因为只有在他的身体上才找到了亡人的一点生动的影子。几次母亲和他说起为了孩子,为了他自己的生活,希望他再续娶一个妻子,他都和善地拒绝了。凡是一切和他有关的女子他都想过了,他都厌了,只有青芬还为他留下一点美好的影子。这真是难解释的,一切都到了最后,才有了这个新的觉醒。
静宜真是能干的,当着她抱着孩子,母亲就自然而然地幻想到那该是她自己的孩子,不,也许还要大些,在地上跑着“妈呀妈呀”地叫着了。
恰巧这时候阿梅送一封信进来,母亲就问:
“是不是茵姑儿的信?”
静玲把信接过来,看看一半英文一半中文的信封,就摇摇头说:
“不是二姊的,是从美国寄给大姊的。”
“呵,原来是我的,谁给我的信呢?”
静玲把信交给她,她就把孩子顺手交给静玲,母亲早就在一旁叫了:
“不要给她,她不会抱!”静纯赶紧就把孩子接过来,那个时时蠕动的小生物,他也不知道怎么弄才好,他就把他放到母亲的床上。
静宜接过那封信,看到信角那里写着:美国加州洛杉矶梁寄,她立刻想起来了,她就站起来说:
“妈,我先回房里去一下。”
“好,你去吧,我可以看孩子。”
等着静宜出去之后,母亲又问静玲:
“谁给她来的信?”
“我没有看清楚,我只记得是美国来的。”
“呵,我想起来了,一定是梁道明,他是去年到美国,一定是他,一定是他!”
这时候那个孩子忽然哭起来,静纯拙笨地把脸贴上去没有用,用手拍着也不成,结果还是母亲想起来,就吩咐着:
“静玲,去,快点把奶妈找来,大概孩子要吃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