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等學校讀書的同學們，暑假在一起談心，偶爾批評到他們的老師中有的人太不講究教授法，使得學生們不願意聽他的課。這個問題很值得注意。教授法的好壞，對教學的質量關係重大。一切爲人師者都不能不注意教授法的問題。

　　同學們批評有的老師在課堂上講課往往似懂非懂，叫人聽不明白，講得很費勁，好像老師自己也不明白似的。再加上有的老師對學生的預習和複習又抓不緊，不好好進行幫助，學生聽講時就抓不住要點，沒有明確的目的，下課以後總是忙於補習聽不懂的課，精神十分被動，深感苦惱。對於平時作業，老師也很少深入檢查，學生只要把作業交了，老師帶起就走，過幾天退回，對的就對了，錯的老師就改了，彼此不聞不問。日常的考查更少，一到了大考的時候，免不了要手忙腳亂。特別是自然科學的課程，本來要重視在實驗室中的實驗操作，可是有的老師不能進行確切的指導，操作對不對，往往也不清楚。大考之前的複習也缺乏認真的幫助，以致學生不知道應該怎樣進行全面的系統的複習。這些都可以說明，有的老師還沒有掌握一套教授法，因此，要想進一步提高教學質量就有困難。

　　爲了改進教學，我們的各級學校領導幹部，幫助教師們講究教授法，我看是很必要的。毛澤東同志早於一九二九年在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的決議中，就特別提到了教授法的重要性。他當時提出了十條教授法，這就是：一、啓發式（廢止注入式）；二、由近及遠；三、由淺入深；四、說話通俗化（新名詞要釋俗）；五、說話要明白；六、說話要有趣味；七、以姿勢助說話；八、後次複習前次的概念；九、要提綱；十、幹部班要用討論式。這十條教授法實際上不單適用於人民的革命軍隊，而且是可以普遍適用的，任何教學方法都離不開這十條原則。毫無疑義，毛澤東同志所規定的這些教授法，乃是總結了前人的豐富教學經驗的結果。

　　在文化歷史悠久的古中國，最早講到教授法的要數《禮記》的《學記》篇。它說：

　　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

　　這就是說，一年四時都要有一定的教學內容，課外必須認真自習，加以輔導。正課和輔導課要密切結合。沒有一定的輔導課，正課就學不好。不努力自習，也學不好正課。正課與課外作業結合得好，學生的學習興趣就更高，學習的成績一定也更好。《學記》中還說了教師和學生應當注意的其他許多事項。比如說：

　　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又說：“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這些的確都是教學兩方面應該注意的重要問題。

　　除了《學記》以外，其他書籍記載教學方法和經驗的還多得很。例如《國語》載：

　　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修復，夜而記過。

　　這就把教學的程序規定得非常清楚。照我們現在的話說，這就是要求老師給學生講授課業的時候，必須當場講解透徹，使學生完全懂得，下課以後再讓學生自修和複習，容易記錯的地方特別要多記幾遍。

　　歷代封建統治階級設定的學校制度，雖然教學的目的是落後的或反動的，但是教授法仍有許多可取之處。漢代的儒學是人所共知的，可以不說；且說蒙古族統治的元代。據《元史·選舉志》載，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立國子學而定其制，設博士通掌學事，分教三齋生員。……復設助教，同掌學事，而專守一齋；正錄申明規矩，督習課業。……博士、助教親授句讀音訓，正錄伴讀，以次傳習之。講說則依所讀之序，正錄伴讀，亦以次而傳習之。次日抽籤，令諸生復說其功課。”這樣的教授法，明清以後基本上沒有改變。

　　而且，從前有許多知名的學者，往往私人講學，他們的教授法更有特色，如宋代廖瑩中的《江行雜錄》描寫了司馬光的教授法，他說：

　　溫公之仕崇福，春夏多在洛，秋冬在夏縣，每日與本縣從學者十許人講書，用一大竹筒，筒內貯竹籤，上書學生姓名，講後一日即抽籤令講，講不通則微數責之。

　　我們的教師對學生的要求似乎應該比司馬光更嚴格一些，而決不應該比他還不如。

　　具體說來，各科有各科的要求，當然說不完。但是，不管什麼學科，教師總應該經常考查，直到學生真正懂了爲止。複習的題目尤其應該使學生覺得有興趣，而不覺得是負擔。教師自己更要經常努力學習，對自己講授的學科內容，如果學得爛熟，教起來自然就能生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