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三國演義》的人，都很佩服諸葛亮足智多謀；而對於張飛，多半都笑他有勇無謀。古來許多政治上著名的人物，也常常以智謀的高下，作爲衡量和選拔屬僚的標準。看來，智謀似乎是很重要的一種政治才能，我們應該怎樣對待它呢？

　　所謂智，便是指人們的聰明智慧；所謂謀，便是指人們對問題的計議和對事情的策劃。智是謀之本，有智纔有謀，所以智比謀更重要。

　　但是，人的智慧決不是無限制的。要想任何東西都知道，擁有無窮的智慧，那不過是愚夫的妄想而已，實際上絕對不可能做到。所以，人們的聰明智慧可以區別爲虛、實、真、假、大、小等各種類型。有一種人看來好像很聰明，嚴格說來，只不過是假聰明或者是小聰明罷了，算不得真聰明，更算不得大聰明。司馬遷寫《史記》的時候，介紹“樗裏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他給我們留下的印象，總覺得樗裏子很“鬼”，有些小聰明，但是未必稱得起是真正有智慧的人。

　　歷史上還有許多被稱爲明智的人物，結果也並沒有什麼真正值得佩服的聰明智慧。司馬遷在《史記》中描寫戰國時代的情形是：“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然而結果如何呢？齊、趙、楚、魏難道不是被秦始皇吞併了嗎？

　　這就說明，要是人們光憑着聰明智慧，想解決一切問題是行不通的。老子早在他的《道德經》中就大聲疾呼：“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然而，孟嘗君、平原君、春申君、信陵君等都不能照着老子的主張去做，這又是什麼緣故呢？

　　殊不知老子和後來的六國諸君，各執一偏，要麼就主張絕聖棄智，否定一切；要麼就憑着自己的明智，盲目自信。結果當然都不美妙。他們的毛病就在於不重視羣衆的智慧。從這一點來說，後來的《淮南子》卻比他們都要高明。

　　漢代淮南王劉安，在他所撰的《淮南子》一書中說：“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爲，則無不成也。”這個道理說得很對，他的意思也可以解釋爲對羣衆智慧的讚頌。我們還可以進一步加以解釋，就是說，所謂聰明智慧只能來源於實際知識。而任何個人的實際知識，都比不上廣大羣衆的實際知識那樣豐富。如果一個人對於實際情況根本不瞭解，連一些基礎的知識也很缺乏，那麼，他就更不可能會有什麼了不起的聰明智慧了。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從來只有實際知識豐富的真正有智慧的人，纔是能夠深謀遠慮的人。歷史上這樣的例子很不少。比如《史記》的《越王勾踐世家》載：“范蠡事越王勾踐，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當時的范蠡不但自己有豐富的知識，而且集中了羣衆的智慧，在這個基礎上再加一番深謀遠慮，就必然會有成就。假若丟掉這個基礎，把一切策劃都當成詭詐的謀略，那就將弄巧成拙，終不免於失敗的結局。

　　最好的計謀只能從羣衆中產生。漢元帝時的宰相匡衡，曾經在他的奏議中說：“臣聞廣謀從衆，則合於天心。”這裏說的“天心”，當然只能理解爲客觀的自然規律。漢光武帝時著名的學者鄭興，也曾經勸告劉秀，要“博採廣謀，納羣下之策”。宋代范仲淹的兒子範堯夫，曾經勸告司馬光說：“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這些古人的見解都很不錯。特別是範堯夫所說的“不必謀自己出”，這一點尤其值得注意。有的人常常喜歡自己逞能，自作聰明，看不起羣衆，不管什麼事情總是要自己出主意，企圖出奇制勝，而不接受下面羣衆的好意見。有這種毛病的人，如果自己不覺悟，不改正這種毛病，終究會有一天要吃大虧。

　　可見任何智謀都不是神祕的，不是屬於少數天才的，而是屬於廣大羣衆的。完全否定任何智謀，這固然不對；但是，過分相信智謀，甚至於依靠智謀，以求出奇制勝，那就更不對了。莊子說過：“智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這兩句話如果不把它解釋爲消極無爲的思想，而把它解釋爲按照事物發展的客觀實際和自然規律去做事情，又有什麼不可以呢？

　　現在，讓我們回到題目上來。究竟智謀是可靠的嗎？回答是要否定一部分，也要肯定一部分。任何片面的極端化的命題都是錯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