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聽人說，某甲很有涵養，某乙缺乏涵養，如此等等，議論不能說沒有一點道理，但是，實際上卻往往沒有一定的標準。

　　究竟什麼是涵養？符合什麼樣的標準，纔算有涵養呢？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和古人當然有不同的看法。

　　宋代的大理學家朱熹，提倡人們要學習孔子的涵養功夫。打開《朱子大全》就可以看到，他在好幾處主張“平日操持，莊敬誠實，涵養內心，戒矜躁，去嗜慾”。這種主張，一般地說並沒有什麼錯誤，不過從他的根本思想上以及後人對這種觀點的解釋和運用上看來，就都變成了消極的對一切採取無條件容忍的態度，甚至有人主張“逆來順受”，就更加荒謬了。

　　我們的看法和古人的這種看法有根本的不同。我們所說的涵養，主要是從政治上着眼，也就是要強調政治上的鍛鍊和修養。比如，處理任何事情都要有鮮明的立場、堅定的原則、正確的態度，但是不排斥靈活的方式方法。對於那些喪失革命立場、採取無原則遷就的任何做法，我們絕對不能容忍。有一班人八面討好，誰也不得罪，自以爲很有涵養，其實在我們看來乃是典型的“鄉愿”，多麼卑鄙可恥啊！

　　然而，這並不是說，對於古人的涵養功夫，我們可以一筆加以抹煞。問題完全不是這樣簡單。古人有各種各樣的涵養功夫，應該加以分析，做出恰當的判斷，然後分別對待，有所取捨。

　　舉例來說，宋代林昉的《田間書》寫道：

　　木可雕，而病于越度；金可鑄，而病於躍冶。木越度、金躍冶，雖有良工，巧將安施？是故君子養質以成器。

　　這個道理自然是對的。雕壞了的木頭和沒有煉成的金子，確實是不能用的，即便你的手藝再好，恐怕也沒有法子把它們製成什麼好東西。林昉說的“養質以成器”，如果翻譯爲現時的口語，那麼，我們說培養優良的品質，造就有用的人才，難道不正是這個意思嗎？

　　至於有許多古代學者片面地反對性急，一味地讚揚忍耐，簡直毫無道理。明代江盈科的《雪濤小說》中寫了一個故事說：

　　一仕宦將之官，其厚友送之，囑曰：公居官無他難，只要耐煩。仕者唯唯而已。再囑，三囑，猶唯唯。及於四、五，其人忿然怒曰：君以我爲呆子乎？只此二字，奈何言之數四？！厚友曰：我纔多說兩次，爾遂發惱，輒謂能耐煩可乎？

　　接着作者加了幾句評論說：“此知耐煩之當然，及遇小不可耐，而遂不能耐者也。餘所以信忍與耐煩爲難能也。”作者的用意非常明顯，就是一味地主張忍耐而已。

　　假若每個人果真都是無條件地對一切事情采取忍耐的態度，那一定只有害處，決無好處。正如明代劉元卿的《應諧錄》中曾經諷刺的於嘽子，便是一例。這個故事寫道：

　　於嘽子與友連牀，圍爐而坐。其友據案閱書，而裳曳於火，甚熾。於嘽子從容起，向友前拱立，作禮而致詞曰：適有一事，欲以奉告，諗君天性躁急，恐激君怒；欲不以告，則與人非忠。惟君寬假，能忘其怒，而後敢言。友曰：君有何陳，當謹奉教。於嘽子復謙讓如初，至再至三，乃始逡巡言曰：時火燃君裳也。友起視之，則毀甚矣。友作色曰：奈何不急以告？而迂緩如是！於嘽子曰：人謂君性急，今果然耶？

　　像於嘽子這樣慢吞吞地處理火燒的急事，簡直是荒唐至極，誰也不應該贊成他的這種態度。

　　那麼，一個人的涵養如何，到底應該從哪裏下判斷呢？明代朱袞的《觀微子》中說：“君子忍人所不能忍，容人所不能容，處人所不能處。”這裏只要加上一定的條件，就是要看什麼性質的問題，而不是無條件地籠統對待，意思就比較周全。照這樣的意思來談涵養的功夫，則不但無可非議，而且完全應該加以倡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