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位應屆畢業的同學在一起談論，中心的問題是：經過大學文科四年的學習之後，能不能獨立地進行學術研究？他們比較一致的意見是能夠獨立研究，但是有一個前提，就是必須樹立正確的治學態度。

　　他們徵求我的意見，我表示同意他們的看法，並且做了一些補充。歸納起來，我補充的意見集中到一點，就是說，爲了樹立正確的治學態度，必須從積極方面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方法論，認真地把自己武裝起來，千萬不可使我們的學術研究工作，沾染了不正確的思想作風。

　　對於各種不正確的治學方法，我們都要注意防止。其中特別值得警惕的，是古來一般學者最容易患的穿鑿的毛病。有這種毛病的人常常強詞奪理，把許多說不通的道理，硬要說通，因而隨意穿鑿，牽強附會。

　　然而，學問之道是穿鑿附會不得的。《易傳·乾卦·文言》中說：“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可見學問是要集中大量的材料進行分析研究的結果，決不是穿鑿附會的產物。

　　古來不管何等大名鼎鼎的人物，凡是做學問不踏實，而有穿鑿附會之病者，幾乎沒有不鬧笑話的。比如，宋代王安石雖然是一位大政治家，但是，他也有若干缺點，不容掩飾。他寫過一部《字說》，據當時名家的評論，認爲其中許多解釋便有穿鑿的毛病。如蘇軾《調謔編》所載：

　　東坡聞荊公《字說》新成，戲曰：以竹鞭馬爲篤，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公又問曰：鳩字從九從鳥，亦有證據乎？坡雲：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和爺和娘，恰似九個。公欣然而聽，久之，始悟其謔也。

　　這雖然是一個笑話，可是也證明了穿鑿附會的毛病，對於做學問的人，是多麼有害的啊！

　　其實，這種穿鑿的毛病，影響所及，並不僅僅限於學術的範圍。據宋代羅點《聞見後錄》記載：

　　王荊公好言利，有小人諂曰：決梁山泊八百里水以爲田，其利大矣。荊公喜甚，徐曰：策固善，決水何地可容？劉貢父在坐中，曰：自其旁別鑿八百里泊，則可容矣。荊公笑而止。王荊公會客食，遽問：孔子不撤姜食何也？劉貢父曰：本草書，姜多食損智；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故云。荊公喜，以爲異聞。久之，乃悟其戲也。荊公之學，尚穿鑿類此。

　　這樣的笑話是不是蘇東坡等人故意挖苦王安石的呢？當然不能說完全沒有這種成分，這樣的笑話並非憑空捏造，卻是事實。這樣的笑話，大可以說明任何學問決不可以穿鑿。做學問的人，如果患了穿鑿的毛病，就將不可救藥。在這裏，我不打算也不可能討論王安石這位宋代大政治家的思想、學問和事業，只是隨便引用這些材料做個例子而已。

　　話說到這裏，大家自然要問：照你這樣說，那麼，什麼是正確的治學態度呢？這個問題對於今天的我們是很容易回答的。答案就是“實事求是”四個大字。

　　大家知道，最早講實事求是的，要數漢代的班固。他在《漢書》卷五十三《河間獻王傳》中寫道：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

　　在這一句下面，唐代的顏師古做了一個註解，他說：“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這個意思很明顯，照我們現在的話來說，就是要佔有大量材料，分析研究客觀的情況，辨明是非，尋求真理。

　　毛主席在一九四一年五月所作的《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中，對於實事求是做了最確切的解釋：

　　“實事”就是客觀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繫，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

　　這裏所說的實事求是，不但是我們大家公認爲最好的學習態度，而且也是我們做好一切工作所必需的正確態度。

　　做學問的人，要樹立正確的治學態度，毫無疑問，除了實事求是以外，再也不能設想還會有別的什麼態度了。這種態度，和任何穿鑿附會的作風，決沒有絲毫共通之處。只有用這樣實事求是的態度，去進行獨立的科學研究及其他一切工作，纔有成功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