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夜話多學少評

  多學少評,這是值得提倡的正確的求知態度。我們對於任何事物,如果不瞭解它們的情況,缺乏具體知識,首先要抱虛心的態度,認真學習,切不可冒冒失失,評長論短,以致發生錯誤,鬧出笑話,或者造成損失。這也是我國曆代學者留給我們的一條重要的治學和辦事的經驗。誰要是無視這條寶貴的經驗,就一定會吃大虧。

  一般說來,實際動手寫一部書、做一件事等等,是相當不易的;而袖手旁觀,評長論短,總是不大費勁的。比如,古人寫一部書吧,往往盡一生的精力,還不能完全滿意。卻有一班喜歡挑剔的人,動輒加以譏評,使作者十分寒心。明代劉元卿的《賢奕編》中曾經舉過一個例子,最足以說明這個問題了。據說:

  劉壯輿常摘歐陽公五代史之訛誤,爲糾繆,以示東坡。東坡曰:往歲歐陽公著此書初成,王荊公謂餘曰:歐陽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國志,非也;子盍爲之!餘固辭不敢當。夫爲史者,網羅數十百年之事,以成一書,其間豈能無小得失?餘所以不敢當荊公之託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其後耳。

  這個故事在明代陳繼儒的《讀書鏡》中,有同樣的記載。陳繼儒並且感慨很深地說:

  餘聞之師雲:未讀盡天下書,不敢輕議古人。然餘謂:真能讀盡天下書,益知古人不可輕議。

  事實上,歐陽修的《新五代史》比薛居正的《舊五代史》,篇幅少了一半還不止,而內容卻有許多獨到之處。這是不可抹殺的。然而,歷來挑剔是非的人多得很,而且有許多不能使被挑剔者心服,這是爲什麼呢?這難道不是因爲有許多人學問不深而性好挑剔,評長論短而不中肯要的緣故嗎?

  儘管有的人自以爲知己知彼,很有把握,對於自己的學問覺得滿不錯,對於被批評的人從來看不在眼裏。但是,他可能還沒有想到,自己畢竟不是無所不知的,而對方也不會是老不進步的。因此,他在批評中稍一冒失就發生了錯誤。比如,宋代陸游的《老學庵筆記》中,提到王安石對人的批評,常常因爲輕視對方,出語冒失,就是明顯的例子。陸游寫道:

  荊公素輕沈文通,以爲寡學,故贈之詩曰:翛然一榻枕書臥,直到日斜騎馬歸。及作文通墓誌,遂雲:公雖不嘗讀書。或規之曰:渠乃狀元,此語得無過乎?乃改讀書作視書。又嘗見鄭毅夫夢仙詩曰:授我碧簡書,奇篆蟠丹砂;讀之不可識,翻身凌紫霞。大笑曰:此人不識字,不勘自承。毅夫曰:不然!吾乃用太白詩語也。

  可見王安石自己並不熟識李太白的詩句,輕率地批評別人,就不免鬧笑話。他看不起別人,竟至隨便給別人亂作蓋棺定論,真真豈有此理!

  王安石是宋代革新派的大政治家。他有許多革新的思想,但是缺少實際知識和辦事的經驗。宋代張耒的《明道雜誌》說:

  王荊公爲相,大講天下水利。時至有願幹太湖,雲可得良田數萬頃。人皆笑之。荊公因與客話及之,時劉貢父學士在坐,遽對曰:此易爲也。荊公曰:何也?貢父曰:但旁別開一太湖納水則成矣。公大笑。

  在王安石當政時期,類似這樣的笑話還有不少。這些無非證明,王安石有許多想法是不切實際的。特別是他很不虛心,這一點可以說是他的大毛病。

  我們從古人的經驗中,必須懂得一個道理,這就是:對一切事物,要多學習,少批評,保持虛心的態度。當然,這裏所謂多和少,只是從相對意義上說,不應該把它絕對化起來。但是,對於我們說來,任何時候都應該更多地學習馬列主義理論,並且虛心地向羣衆學習,在實踐中學習。至於對錯誤的以及反動的東西必須進行堅決的鬥爭,那已經超出我們所說的問題的範圍,又當別論了。

  但是,我們如果遇到不懂的事情,總要老老實實承認自己無知;發現自己有錯誤,就不要怕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明代陳繼儒的《見聞錄》說過一個故事:

  徐文貞督學浙中,有秀才結題內用顏苦孔之卓語,徐公批雲:杜撰。後散卷時,秀才前對曰:此句出揚子云法言上。公即於堂上應聲雲:本道不幸科第早,未曾讀得書。遂揖秀才雲:承教了。衆情大服。

  果然,打開《揚子法言》的第一篇,即《學行篇》,讀到末了,就有“顏苦孔之卓也”的一句。這位督學當場認錯,並沒有丟了自己的面子,反而使衆情大服,這不是後人很好的榜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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