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夜話愛護勞動力的學說

  人的勞動力能夠創造社會的一切財富;人的勞動力本身也就是最大的社會財富。因此,愛護勞動力是發展生產、使國家富強的重大措施之一。我們的古人,就已懂得這個道理了。

  早在春秋戰國及其前後的時期,許多古代的大政治家已經知道愛護勞動力的重要意義。當然,那個時候的人,特別是那一班封建統治階級的人物,並不是真正愛護勞動力,而只是爲了取得和維持他們的封建統治地位纔不得不如此。但是,他們通過自己的統治經驗,卻也發現了所謂“使用民力”的“限度”,實際上就是發現了勞動力消長的某些客觀規律。

  《禮記·王制篇》寫道:“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元代的學者陳澔註解說:“用民力,爲治城郭、途巷、溝渠、宮廟之類。”其實,用現代的話來講解,這就是指的各種基本建設所用的勞動力。按照當時社會的生產力水平,古人規定了各種基本建設所用的勞動力,大致只能佔總勞動力的百分之一左右。現在看來,這個比例對於以農業生產爲根本的古老國家是適當的。隨着生產力水平的提高,這個比例當然會發生變化,不過它變化的快慢和比例的高低,與社會經濟結構的性質有極密切的關係。社會性質和制度不同,比例也會有很大不同。

  而且,即便在同一個生產水平之上,豐收的年成和普通的年成以及荒年,也不能按照相同的比例來使用勞動力。所以,《周禮》上又記載着:“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則一日而已。”這就是說,在豐年基本建設佔用的勞動力可以達到總勞動力的百分之一左右;平常的中等年景,只能佔用百分之零點六左右;沒有什麼收成的荒年頂多只能佔用百分之零點三左右。

  對勞動力既然要注意愛護,那麼,對於勞動力所支出的勞動以及它所創造的社會財富,同樣必須愛惜,注意積蓄。《禮記·王制篇》還有一段文字,很突出地說明了這個觀點。它寫道: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

  雖然古人管理的國家未必都有這許多積蓄,這是極而言之;但是,當作一種經濟思想和學說來看,這一段話卻很值得重視。在農業上實現耕三餘一,在整個國民經濟計劃上保持三年以上的積蓄,這是具有重大意義的。

  正是基於這種思想和學說,所以齊國的管仲主張:“不爲不可成者,量民力也。”的確,有許多事情必須估量自己的能力是否勝任,決不可過於勉強。這是我們每個人在日常生活中都能體會得到的普通經驗。

  而在另一方面,如果認真地積蓄力量,估量能夠做得到的事情,又必須全力以赴,保證它的實現。古人也有這樣的例子。如晉國的狐偃爲公子重耳策謀說:“蓄力一紀,可以遠矣。”一紀是十二年。當時狐偃伴隨着重耳正走過衛國的五鹿,他就預言:“十有二年,必獲此土。”當時恰值魯僖公十六年,後十二年,即魯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公(即公子重耳)果然伐衛國,正月六日佔領了五鹿這個地方。從這個故事看來,像狐偃這樣的人,在古代的歷史條件下,總算是懂得積蓄力量的了。紀元前七世紀的古人尚且懂得這些道理,我們生當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然就應該更清楚地懂得這些道理。

  我們應該從古人的經驗中得到新的啓發,更加註意在各方面努力愛護勞動力,從而愛護每個人的勞動,愛護每一勞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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