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1930年起，就給上海《新聞報》寫長篇小說。抗日戰爭以後，因爲交通的阻隔和我自己生活的變化，中斷了一年多。而且那時上海成爲了孤島，《新聞報》雖是掛了美國旗，但主持報務的人，非常謹慎，關乎時代性的小說，很準在報上發表，所以我也無心繼續寫下去。後來《新聞報》同人，再三的函商，表示略有抗戰意思，而不明白表示出來的，總可以登。於是在1939年我就寫了一篇《秦淮世家》，諷刺南京漢奸。但以用筆隱晦，不能暢所欲言。我感到要在上海發表小說，又非談抗戰不可，例是相當困難。到了1940年，我就改變辦法，打算寫一本歷史小說。而在這本小說裏，我要描寫中國男兒在反侵略戰爭中奮勇抗戰的英雄形象。這樣對於上海讀者，也許略有影響，井且可以逃避故僞的麻煩。考量的結果，覺得北宋末年的情形，最合乎選用。其初，我想選岳飛韓世忠兩個作爲主角，作一部長篇。卻以手邊缺乏參考書，而又以《說岳》一書在前，又重複而不易討好未敢下筆。後來將兩本宋史胡亂翻了一翻，翻到張叔夜傳，靈機一動，覺得大可利用此人作線索，將梁山一百八人蔘與勤王之戰來作結束。宋江是張叔夜部下，隨張抗戰，在邏輯上也很講得通。《水滸傳》又是深入民間的文學作品，描寫宋江抗戰，既可引起讀者的興趣，而現成的故事，也不怕敵僞向報館挑眼。這個主意決定了，我就寫信向《新聞報》編輯人商量。他們正有欲言不敢的痛苦，對我這種寫法，非常滿意，覆信促我快寫快寄。不久，我就在重慶開始寫《水滸新傳》了。

　　也許上海的讀者，對我特別有好感。也許這《水滸新傳》，能夠略解上海人的苦悶。當這篇小說在《新聞報》發表之後，很引起讀者的注意。竟有人爲了書上極小的問題，寫航空信到重慶來和我討論。這樣，頗給予我不少的鼓勵，我就陸續的寫下去。直到1941年年底。上海全境淪於敵手，我才停止撰寄。然而已經寄出四十六回，寫到四十七回了。朋友們有看過我這篇小說的，多慫恿我把它寫完。說是便在抗戰後，這書也還有可讀它的趣味存在。自然，朋友阿私所好，總不免虛獎我一番的。我自己也覺得寫了五分之三，棄之可惜，正打算找個機會續寫。到了1942年夏季，卻接到上海朋友來信，說是上海的小報，已請人接了我的稿子向下寫，而且用原名公然登載。我雖無法向他們談什麼侵害著作權，可是在敵人控制下的文字，不能強調梁山人物民族思想，那是當然。我不能猜想他們會怎樣歪曲我的原意，但以他們這種行爲而論，甚至寫得宋江等都投降了金人，也有可能。我不敢說敝帚自珍，而這種事實的表現，到戰後，也許會教社會對我發生一種誤解。因此在一氣之下，於1942年冬季，我又從四十七回再向下寫，把這部書寫完。當這書與大後方讀者相見的時候，讀者也許只說個原來如此。可是假使這書得在上海登完，又在上海出單行本，那就有點不同的觀感了。

　　完成這部書的經過，大概如此。筆者雖不無冒犯羅貫中，施耐庵，金聖嘆之處，那是大可以原諒的了。

1943年3月張恨水序於重慶南溫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