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曰：齊溺人以金玉，不如尋常之纏。《韓子》曰：百日不食，以待樑肉，餓者不肯。此言政貴卑以濟事者也。何以言之？韓非曰：所謂知者微妙之言，上知之所難也。今爲衆人法，而以爲上知之所難也，則人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厭者，不待樑肉而飽；短褐不完者，不須文繡而好。以是言之，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務也。今所治之政，人間之事。夫婦之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所難論，則其於人過遠矣。是知微妙之言，非人務也。故《君文子》曰：凡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不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不爲。故君子所言者不出於名法權術，所爲者不出於農稼軍陣，同務而已。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辯欲出羣，勇欲絕衆。夫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羣之辯，不可爲戶說；絕衆之勇，不可與正陣。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也。故聖人任道以通其險，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此至理之術。故叔孫通欲起禮，漢高帝曰：得無難乎？對曰：夫禮若，因時世人情而爲之節文者也。張釋之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施行。由是言之，夫理者不因時俗之務而貴奇異，是餓者百日以待粱肉、假人金玉以救溺子之說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