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慘世界第一卷 一點歷史

  一 有 始

  一八三一和一八三二,緊接著七月革命的這兩年,是歷史上的一個最特殊和最驚人的時期。這兩年,像兩個山頭似的出現在這以前的幾年和這以後的幾年之間。它們具有革命的偉大意義。人們在這期間能看到許多危崖陡壁。在這期間,各種社會的群眾,文明的基礎,種種因上下關聯和互相依附的利益而形成的堅強組合,法蘭西古舊社會的蒼老面貌,都隨時忽現忽隱在多種制度、狂熱和理論的風雲激盪中。這種顯現和隱滅曾被稱為抵抗和運動。人們在其中能望見真理──人類靈魂的光──放射光芒。

  這個令人矚目的時期相當短暫,已開始離我們相當遠了,趁早回顧一下,卻還能抓住它的主要線索。

  讓我們來試試。

  王朝復辟是那種難於下定義的中間局面裡的一種;這裡有疲乏、竊竊的議論、悄悄的耳語、沉睡、喧擾,這些都只說明一個偉大的民族剛趕完了一段路程。那樣的時代是奇特的,常使那些想從中牟利的政治家們發生錯覺。起初,國人只要求休息!人們只有一種渴望:和平;也只有一個野心:捲縮起來。換句話說,便是要過安靜日子。大事業,大機會,大風險,大人物,謝天謝地,全都見夠了,再也接受不下去了。人們寧可為了普呂西亞斯【註:指比西尼亞的普呂西亞斯二世,他將漢尼拔出賣給羅馬人。】而捨棄凱撒,寧可為伊弗佗王【註:法國貝朗瑞民歌疊句中的人物。】而捨棄拿破崙。

  「那是一個多麼好的小國王!」人們從天明走起,辛辛苦苦,長途跋涉了一整天,直走到天黑;跟著米拉波趕了第一程,跟著羅伯斯庇爾趕了第二程,跟著波拿巴趕了第三程;大家全精疲力竭了。人人都希望有一張床。

  疲敝的忠誠,衰退了的英雄主義,滿足了的野心,既得的利益,都在尋找、索取、懇請、央求什麼呢?一個安樂窩。安樂窩,它們到手了。它們獲得了安寧、平靜、閒逸,心滿意足了。可是與此同時,某些既成事實又冒出了頭,要求人們承認,並敲著它們旁邊的門。這些事實是從革命和戰爭中產生的,是活生生存在著的,它們理應定居於社會,並且已定居在社會中了,而這些事實又通常是為種種主義準備住處的軍需官和勤務兵。

  因而在政治哲學家們面前出現了這樣的情況:

  在疲乏了的人們要求休息的同時,既成事實也要求保證。

  保證對於事實,正如休息對於人,是同一回事。

  英國在護國公以後向斯圖亞特家族提出的要求是這個;法國在帝國以後向波旁家族提出的要求也是這個。保證是時代的需要。是非給不可的。親王們「賜予」保證,而實際給保證的卻是事實自身的力量。這是一條值得認識的深刻的真理,斯圖亞特家族在一六六二年對此不曾懷疑,波旁家族在一八一四年卻瞧也不屑瞧一眼。

  隨著拿破崙垮臺而回到法國的那個事先選定了的家族,頭腦簡單到不可救藥,它認為一切都是由它給的,給過以後,並且可以由它收回;它還認為波旁家族享有神權,而法蘭西則毫無所享,在路易十八的憲章中讓予的政治權利只不過是這神權上的一根枝椏,由波旁家族採摘下來,堂而皇之地賜給人民,直到有朝一日國王高興時,便可隨時收回。其實,波旁家族作此恩賜,並非出於心甘情願,它早就應當意識到並沒有什麼東西是由它恩賜的。

  它滿腔戾氣地覷著十九世紀。人民每次歡欣鼓舞,它便怒形於色。我們採用一個不中聽的詞兒,就是說一個通俗而真實的詞兒:它老在咬牙切齒,人民早已看見了。

  它自以為強大,因為帝國在它眼前像戲臺上的一幕場景似的被搬走了。它卻沒有意識到自己也正是那樣搬來的。它沒有看出它是被捏在搬走拿破崙的那同一隻手裡。

  它自以為有根,因為它是過去。它想錯了;它是過去的一部分,而整個的過去是法蘭西。法國社會的根絕不是生在波旁家族裡,而是生在人民中。構成這些深入土中生氣勃勃的根須的,絕不是一個什麼家族的權利,而是一個民族的歷史。它們伸到四處,王位底下卻沒有。

  波旁家族,對法蘭西來說,是它歷史上一個顯眼和流血的節疤,但已不是它的命運的主要成分和它的政治的必要基礎;人們完全可以把波旁家族丟開,確也把它丟開過二十二年,照樣有辦法繼續生存下去,而他們竟沒有見到這一點。他們這夥在熱月九日還認為路易十七是統治者,在馬倫哥勝利之日也還認為路易十八是統治者的人,又怎能見到這一點呢?有史以來,從未有過像這些親王們那樣無視於從實際事物中孕育出來的這部分神權。人們稱為王權的這種人間妄念也從沒有把上界的權否認到如此程度。

  絕大的謬見導使這家族收回了它在一八一四年所「賜予」的保證,也就是它所謂的那些讓步。可歎得很!它所謂的它的讓步,正是我們的戰鬥果實;它所謂的我們的蹂躪,正是我們的權利。

  復辟王朝自以為戰勝了波拿巴,已在國內紮穩了根,就是說,自以為力量強大和根基深厚,一旦認為時機到了,便突然作出決定,不惜孤注一擲。一個早晨,它在法蘭西面前站起來,並且大聲否認了集體權利和個人權利──人民的主權和公民的自由。換句話說,它否認了人民之所以為人民之本和公民之所以為公民之本。

  這裡就是所謂七月敕令的那些著名法案的實質。

  復辟王朝垮了。

  它垮得合理。可是,應當指出,它並沒有絕對敵視進步的一切形式。許多大事完成時它是在場的。

  在復辟王朝統治下,人民已習慣於平靜氣氛中的討論,這是共和時期所不曾有過的;已習慣於和平中的強大,這是帝國時期所不曾有過的。自由、強大的法蘭西對歐洲其他各國來說,成了起鼓舞作用的舞臺。革命在羅伯斯庇爾時期發了言,大炮在波拿巴時期發了言,輪到才智發言,那只是在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的統治之下。風停息了,火炬又燃了起來。人們望見在寧靜的頂峰上閃顫著思想的純潔光輝。燦爛、有益和動人的景象。在這十五年中,在和平環境和完全公開的場合,人們見到這樣的一些偉大原理,在思想家眼裡已非常陳舊而在政治家的認識上卻還是嶄新的原理:為法律地位平等、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量才授職的甄拔制度而進行工作。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一八三○年。波旁家族是被粉碎在天命手中的一種文明工具。

  波旁家族的下臺是充滿了偉大氣勢的,這不是就他們那方面來說,而是就人民方面來說。他們大模大樣地,但不是威風凜凜地,離開了寶座。他們這種進黑洞似的下臺並不是能使後代黯然懷念的那種大張旗鼓的退出;這不是查理一世那種鬼魂似的沉靜,也不是拿破崙那種雄鷹似的長嘯。他們離去了,如是而已。他們放下了冠冕,卻沒有保留光輪。他們有了面子,卻丟了威儀。他們在一定程度上缺少那種正視災難的尊嚴氣派。查理十世在去瑟堡的途中,叫人把一張圓桌改成方的,他對這種危難中的儀式比那崩潰中的君權更關心。這種瑣碎的作風叫忠於王室的人和熱愛種族的嚴肅的人都灰心失望。至於人民,卻是可敬佩的。全國人民在一個早上遭到了一種王家叛變的武裝進攻,卻感到自己的力量異常強大,因而不曾動怒。人民進行了自衛,克制著自己,恢復了秩序,把政府納入了法律的軌道,流放了波旁家族,可惜!便止步不前了。他們把老王查理十世從那覆護過路易十四的幃蓋下取出來,輕輕地放在地上。他們懷著淒切和審慎的心情去接觸那些王族中人的身體。不是一個,也不是幾個,而是法蘭西,整個法蘭西,勝利而且被勝利沖昏了頭腦的法蘭西,它彷彿想起了並在全世界人的眼前實行了紀堯姆.德.維爾在巷戰【註:巷戰,指一五八八年五月十二日在巴黎爆發的社會下層群眾起義。紀堯姆.德.維爾是當時的一個政治活動家。】那天以後所說的嚴肅的話:「對那些平時習慣於博取君王們的歡心,並像一隻從一根樹枝跳到另一樹枝的小鳥那樣,對從危難中的榮譽跳到昌盛中的榮譽的人們來說,要表示自己大膽,敢於反對反抗中的君王,那是容易做到的;可是對我來說,我的君王們的榮譽始終是應當尊敬的,尤其是那些處於患難中的君王。」

  波旁家族帶去了尊敬的心,卻沒有帶走惋惜的心。正如我們剛才所說的,他們的不幸大於他們自己。他們消失在地平線上了。

  七月革命在全世界範圍內立即有了朋友和敵人。有些人歡欣鼓舞地奔向這次革命,另一些人背對著它,各人性格不同。歐洲的君王們,起初都像旭日前的貓頭鷹,閉上了眼睛,傷心,失措,直到要進行威脅的時候,才又睜開了眼睛。他們的恐懼是可以理解的,他們的憤慨是可以原諒的。這次奇特的革命幾乎沒有發生震動,它對被擊敗的王室,甚至連把它當作敵人來對待並流它的血的光榮也沒有給。專制政府總喜歡看見自由發生內訌,在那些專制政府的眼裡,這次七月革命不應當進行得那麼威猛有力而又流於溫和。沒有出現任何反對這次革命的陰謀詭計。最不滿意、最憤慨、最驚悸的人都向它表示了敬意。不管我們的私心和宿怨是多麼重,從種種事態中卻出現了一種神祕的敬意,人們從這裡感到一種高出於人力之上的力量在進行合作。

  七月革命是人權粉碎事實的勝利。這是一種光輝燦爛的東西。

  人權粉碎事實。一八三○年革命的光芒是從這裡來的,它的溫和也是從這裡來的。勝利的人權絲毫不需要使用暴力。

  人權,便是正義和真理。

  人權的特性便是永遠保持美好和純潔。事實上,即使在表面上是最需要的,即使是當代的人所最贊同的,如果它只作為事實存在下去,如果它包含的人權過少或根本不包含人權,通過時間的演進,必將無可避免地變成畸形的、敗壞的、甚至荒謬的。如果我們要立即證實事實可以達到怎樣的醜惡程度,我們只須上溯幾百年,看一看馬基雅弗利【註:十四─十五世紀,義大利政治家,曾寫過一本《君主論》,主張王侯們在處理政事時不要受通常道德的約束。】。馬基雅弗利絕不是個凶神,也不是個魔鬼,也不是個無恥的爛汙作家,他只是事實罷了。並且這不只是義大利的事實,也是歐洲的事實,十六世紀的事實。他彷彿惡劣不堪,從十九世紀的道德觀念來看,確也如此。

  這種人權和事實的鬥爭,從有社會以來是一直在不斷進行著的。結束決鬥,讓純潔的思想和人類的實際相結合,用和平的方法使人權滲入事實,事實也滲入人權,這便是哲人的工作。

  ※※※

  二 無 終

  但是哲人的工作是一回事,機靈人的工作是另一回事。

  一八三○年的革命很快就止步不前了。

  革命一旦擱淺,機靈人立即破壞這擱淺的船。

  機靈人,在我們這個世紀裡,都自加封號,自命為政治家;因而政治家這個詞兒到後來多少有點行話的味道。我們確實不應當忘記,凡是有機智的地方,就必然有小家子氣。所謂機靈人,也就是庸俗人。

  同樣,所謂政治家,有時也就等於說:民賊。

  按照那些機靈人的說法,革命,像七月革命那樣的革命,是動脈管破裂,應當趕快把它縫起來。人權,如果要求過高,便會發生動蕩。因此,人權一經認可以後,就應鞏固政府。自由有了保障以後,就應想到政權。

  到這裡,哲人還不至於和機靈人分離,但是已經開始有了戒心。政權,好吧。但是,首先得搞清楚,什麼是政權?其次,政權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機靈人似乎聽不見這種竊竊私議的反對意見,仍舊繼續他們的勾當。

  根據那些善於偽稱於己有利的意圖為實際需要的聰明政治家的說法,革命後的人民最迫切需求的,就一個君主國的人民來說,便是找一個王室的後裔。這樣,他們認為,便能在革命以後享有和平,就是說,享有醫治創傷和修補房屋的時間。舊王朝可以遮掩鷹架和傷兵醫療站。

  但是要找到一個王室的後裔不總是那麼容易的。

  嚴格地說,任何一個有才能的人,或者,甚至任何一個有錢的人都夠格當國王。波拿巴是前一種例子,伊土比德【註:墨西哥將軍,一八二一年稱帝,一八二四年被處決。】是後一種例子。

  可是並非任何一個家族都可以拿來當作一個王族的世系。還得多少有點古老的根源才行,幾個世紀的皺紋並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形成的。

  假使我們站在那些「政治家」的觀點去看──當然,我們要保留自己的全部意見──,在革命以後,從革命中產生出來的國王應當具備哪些優越條件呢?他可以是並且最好是革命的,就是說,親自參加過這次革命的,在那裡面插過手的,不問他是否敗壞或建立了聲望,不問他使過的是斧子還是劍。

  一個王裔應當具備哪些優越條件呢?他應當是民族主義的,就是說,不即不離的革命者,這不是從他具體的行動看,而是從他所接受的思想看。他應和已往的歷史有淵源,又能對未來起作用,並且還是富於同情心的。

  這一切便說明了為什麼早期的革命能滿足於選擇一個人,克倫威爾或拿破崙;而後來的革命卻非選擇一個家族不可,布倫瑞克家族或奧爾良家族。

  這些王室頗像印度的一種無花果樹,這種樹的枝條能垂向地面,並在土裡生根,成為另一棵無花果樹。每一根樹枝都能建成一個王朝。唯一的條件是向人民低下頭來。

  這便是那些機靈人的理論。

  因而出現了這樣的偉大藝術:使勝利多少響起一點災難的聲音,以使利用勝利的人同時也為勝利發抖,每前進一步便散布一點恐怖氣氛,拉長過渡工作中的彎路以使進步遲緩下來,沖淡初現的曙光,指控和遏制熱情的謀劃,削平尖角和利爪,用棉花捂住歡呼勝利的嘴,給人權穿上龍鍾肥厚的衣服,把魁偉高大的人民裹在法蘭絨裡,叫他們趕快去睡覺,強迫過分健康的人忌口,教鐵漢子接受初愈病人的飲食,挖空心思去做分化瓦解的工作,請那些害遠大理想病的人喝些摻了甘草水的蜜酒,採取種種措施來防止過大的成功,替革命加上一個遮光罩。

  一八三○年便採用了這種一六八八年【註:一六八八年奧倫治家族取代斯圖亞特家族登上英國王位。】在英國已使用過的理論。

  一八三○是一次在半山腰裡停了下來的革命。半吊子進步,表面的人權。邏輯可不懂得什麼叫做差不多,絕對像太陽不承認蠟燭那樣。

  是誰使歷次革命停留在半山腰呢?資產者。

  為什麼?

  因為資產者代表滿足了的利益。昨天是餓,今天是飽,明天將是脹。

  出現在一八一四年拿破崙下臺以後的情況又出現在一八三○年查理十世之後。

  人們錯誤地把資產者當作一個階級。資產者只不過是人民中得到滿足的那一部分人。資產者中的人是那種現在有時間坐下來的人。一張椅子並不是一個社會等級。

  但是,由於過早地要求坐下,人們甚至要停止人類前進的步伐。這向來是資產者犯下的錯誤。

  人並不因為犯一次錯誤而成為一個階級。利己主義不是社會組織的一部分。

  並且,說話應當公正,即使對利己主義,也應當如此;在一八三○年的震動以後,人民中間所謂資產者那一部分人所指望的並不是由淡漠和懶惰所構成並含著一點羞愧心情的那種無所作為的局面,也不是那種類似沉沉入夢暫忘一切的睡眠,而是立定。

  立定,這個詞兒,含有一種奇特的並且幾乎是矛盾的雙重意義:對行進中的部隊來說是前進,對進駐來說是休整。

  立定,是力量的休整,是拿著武器的警覺的休息,是佈置哨兵進行防衛的既成事實。立定,意味著昨天的戰鬥和明天的戰鬥。

  這是一八三○和一八四八的中間站。

  我們在這兒所說的戰鬥也可以稱為進步。

  因此,無論對資產者或對政治家們來說,都必須有一個人出來發布這個命令:立定。一個「儘管……是因為」。一個既表示革命又表示穩定,換言之,一個能以其調和過去和未來的明顯力量來鞏固現在的兩面人。

  這個人是「現成擺著的」。他叫路易.菲力浦.德.奧爾良。

  二二一人便把路易.菲力浦捧上了王位。拉斐德主持了加冕典禮。他稱他為「最好的共和國」。巴黎市政廳代替了蘭斯的天主堂。【註:法國革命前國王在蘭斯的教堂裡舉行加冕禮。】這樣以半王位代替全王位便是「一八三○年的成績」。

  那些機靈人的大功告成以後,他們的靈藥的大毛病便出現了。這一切都是在無視於絕對人權的情況下進行的。絕對人權喊了一聲:「我抗議!」緊跟著,一種可怕的現象,它又回到黑暗中去了。

  ※※※

  三 路易.菲力浦

  革命有猛烈的臂膀和靈巧的手,打得堅定,選得好。即使不徹底,甚至蛻化了,變了種,並且降到了雛形革命的地位,例如一八三○年的革命,革命也幾乎必定能保住足夠的天賦的明智,不至於走投無路。革命的挫折從來不會是失敗。

  但我們也不能過於誇大,革命也一樣能犯錯誤,並且有過嚴重的錯誤。

  我們還是來談談一八三○年。一八三○年在它的歧路上是幸運的。在那次突然中止的革命以後建立的所謂秩序的措施中,國王應當優於王權。路易.菲力浦是個難得的人。

  他的父親在歷史上固然只能得到一個低微的地位,但他本人是值得敬重的,正如他父親值得受譴責。他有全部私德和好幾種公德。他關心自己的健康、自己的前程、自己的安全、自己的事業。他認識一分鐘的價值,卻不一定認識一年的價值。節儉,寧靜,溫良,能幹,好好先生和好好親王。和妻子同宿,在他的王宮裡有僕從負責引導紳商們去參觀他們夫婦的臥榻(在當年嫡系專愛誇耀淫風以後,這種展示嚴肅家規的作法是有好處的)。他能懂並且能說歐洲的任何種語言,尤其難得的是能懂能說代表各種利益的語言。他是「中產階級」的可欽佩的代言人,但又超出了它,並且,從所有各方面看,都比它更偉大。他儘管尊重自己的血統,但又聰敏過人,特別重視自身的真實價值,尤其是在宗枝問題上,他宣稱自己屬於奧爾良系,不屬於波旁系;當他還只是個至寧極靜親王殿下的時候,他儼然以直系親王自居,一旦成了國王陛下,卻又是個誠實的平民。在大眾面前,不拘形跡,與友朋相處,平易近人;有吝嗇的名聲,但未經證實;其實,他原不難為自己的豪興或職責而從事揮霍,但他能勤儉持家。有文學修養,但不大關心文采;為人倜儻而不風流,樸素安詳而又堅強。受到家人和族人的愛戴,談吐娓娓動聽,是一個知過能改、內心冷淡、服從目前利益、事必躬親、不知報怨也不知報德、善於無情地利用庸材來削弱雄才,利用議會中的多數來挫敗那些在王權下面隱隱責難的一致意見。愛說真心話,真心話有時說得不謹慎,不謹慎處又有非凡的高明處。善於隨機應變,富於面部表情,長於裝模作樣。常用歐洲來恫嚇法國,又常用法國來恫嚇歐洲。不容置辯地愛他的祖國,但更愛他的家庭。視治理重於權力,視權力重於尊嚴,這種性格,在事事求成方面,有它的短處,它允許耍花招,並不絕對排斥卑劣手段,但也有它的長處,它挽救了政治上的激烈衝突,國家的分裂和社會的災難。精細,正確,警惕,關心,機敏,不辭疲勞;有時自相矛盾,繼又自我糾正。在安科納大膽地反抗奧地利,在西班牙頑強地反抗英國,炮轟安特衛普,賠償卜利查【註:十九世紀,英國傳教士,毀壞他在大溪地島的財產是引起一八四三年英法衝突的導火線。】。滿懷信心地歌唱《馬賽曲》,不知道有頹喪疲勞,對美和理想的愛好,大無畏的豪氣,烏托邦,幻想,憤怒,虛榮心,恐懼,具有個人奮戰的各種形式。瓦爾米的將軍,熱馬普的士兵,八次險遭暗殺,仍一貫笑容滿面,和榴彈兵一樣勇敢,和思想家一樣堅強。只在歐洲動蕩的機會面前擔憂,不可能在政治上冒大風險,隨時準備犧牲生命,從不放鬆自己的事業,用影響來掩蓋自己的意圖,使人們把他當作一個英才而不是當作一個國王來服從,長於觀察而不善於揣度,不甚重視人的才智,但有知人之明,就是說,不以耳代目。明快銳利的感覺,重視實利的智力,辯才無礙,強記過人;不斷地借用這種記憶,這是他唯一像凱撒、亞歷山大和拿破崙的地方。知道實況、細節、日期、具體的名字;不知趨勢、熱情、群眾的天才、內心的呼籲、靈魂的隱祕動亂,簡言之,一切人可以稱為良知良能的那一切無形活動。為上層所接受,但和法蘭西的下層不甚融洽,通權達變,管理過多,統治不足,自己當自己的內閣大臣,極善於用一點小小事物來阻擋思想的洪流,在教化、整頓和組織等方面的真正創造力中,夾雜著一種說不出的講究程序、斤斤計較的精神狀態。一個王朝的創始人和享有人,有些地方像查理大帝,有些地方又像個書吏,總之,是個超卓不凡的形象,是個能在法國群情惶惑的情況下建立政權並在歐洲心懷嫉妒的情況下鞏固勢力的親王。路易.菲力浦將被列於他這一世紀中傑出人物之列,並且,假使他稍稍愛慕榮譽,假使他對偉大事物的感情能和他對實用事物的感情達到同樣的高度,他還可以躋身於歷史上赫赫有名的統治者之列。

  路易.菲力浦生得俊美,老了以後,仍然有風采;不一定受到全國人的讚許,卻得到了一般老百姓的好感;他能討人喜歡。他有這麼一種天賦:魅力。他缺少威儀,雖是國王,卻不戴王冕,雖是老人,卻沒有白髮。他的態度是舊時代的,習慣卻是新時代的,是貴族和資產者的混合體,正適合一八三○的要求。路易.菲力浦代表王權占統治地位的過渡時期,他保持古代的語音和寫法,用來為新思想服務,他愛波蘭和匈牙利,但卻常寫成Polonois,說成Hongrais。【註:正確的拼法應為Polonais(波蘭人)和Hongrois(匈牙利人)。】他像查理十世那樣,穿一身國民自衛軍的制服,像拿破崙那樣,佩一條榮譽勳章的勳標。

  他很少去禮拜堂,從不去打獵,絕不去歌劇院。不受教士、養狗官和舞女的腐蝕,這和他在資產者中的聲望是有關係的。他沒有侍臣。他出門時,胳膊下常夾著一把雨傘,這雨傘一直是他頭頂上的光輪。他懂一點泥瓦工手藝,也懂一點園藝,也懂一點醫道,他曾為一個從馬背上摔下來的車夫放血,路易.菲力浦身上老揣著一把手術刀,正如亨利三世老揣著一把匕首一樣。保王派常嘲笑這可笑的國王,笑他是第一個用放血來治病的國王。

  在歷史對路易.菲力浦的指責方面,有一個減法要做。有對王權的控訴,有對王政的控訴,也有對國王的控訴,三筆賬,每一筆的總數都不同。民主權利被廢除,進步成了第二位利益,市民的抗議被暴力平息,起義被武裝鎮壓,騷亂被刺刀戳通,特蘭斯諾南街【註:一八三四年四月十四日,政府軍曾在巴黎特蘭斯諾南街大肆屠殺起義人民。】,軍事委員會,真正的國家被合法的國家所合併,和三十萬特權人物對半分賬的政策是王權的業績;比利時被拒絕,阿爾及利亞被征服得過分猛烈,並且,正如英國對待印度那樣,野蠻手段多於文明方法,對阿布德.艾爾.喀德【註:一八三二年至一八四七年阿爾及利亞人民反對法國侵略者的民族解放鬥爭的領袖。】的背信,白萊伊、德茨被收買,卜利查受賠償,這些是王政的業績;家庭重於國家的政策,這是國王的業績。

  可以看到,賬目清理以後,國王的負擔便輕了。

  他的大缺點是:在代表法國時,他過於謙遜了。

  這缺點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

  我們來談談。

  路易.菲力浦,作為一個國王,他太過於以父職為重;人們希望能把一個家庭孵化為一個朝代,而他處處害怕,不敢有所作為;從而產生了過度的畏怯,使這具有七月十四日民權傳統和奧斯特里茨軍事傳統的民族厭煩。

  此外,如果我們把那些應當最先履行的公職放下不談,路易.菲力浦對他家庭的那種深切關懷是和他那一家人相稱的。那一家人,德才兼備,值得敬佩。路易.菲力浦的一個女兒,瑪麗.德.奧爾良,把她的族名送進了藝苑,正如查理.德.奧爾良把它送上了詩壇。她感情充沛地塑造過一尊名為《貞德》的石像。路易.菲力浦的兩個兒子曾從梅特涅的嘴裡得到這樣一句恭維話:「這是兩個不多見的青年,也是兩個沒見到過的王子。」

  這便是路易.菲力浦不減一分也不增一分的真情實況。

  蓄意要作一個平等親王,本身具有王朝復辟和革命之間的矛盾,有在政權上安定人心的那種令人擔心的革命趨向,這些便是路易.菲力浦在一八三○的幸運;人和時勢之間從來不曾有過比這更圓滿的配合;各得其所,而且具體體現。這就是路易.菲力浦在一八三○的運氣。此外,他還有這樣一個登上王位的大好條件:流亡。他曾被放逐,四處奔波,窮苦。他曾靠自己的勞力過活。在瑞士,這個法國最富饒的親王采地的承襲者曾賣掉一匹老馬來填飽肚子。他曾在賴興諾為人補習數學,他的妹子阿黛拉伊德從事刺繡和縫紉。一個國王的這些往事是資產者所津津樂道的。他曾親手拆毀聖米歇爾山上最後的那個鐵籠子,那是路易十一所建立,並曾被路易十五使用過的。他是杜木里埃【註:法國將軍和十八世紀末大革命時期的政治活動家。】的袍澤故舊,拉斐德的朋友,他參加過雅各賓俱樂部,米拉波拍過他的肩膀,丹東曾稱呼他為年輕人!九三年時,他二十四歲,還是德.沙特爾公爵,他曾坐在國民公會的一間黑暗的小隔廂底裡,目擊對那個被人非常恰當地稱為「可憐的暴君」的路易十六的判決。革命的昏昧的灼見,處理君主以粉碎君權,憑藉君權以粉碎君主,在思想的粗暴壓力下幾乎沒有注意那個人,審判大會上的那種漫天風暴,紛紛質問的群眾憤怒,卡佩【註:國民公會稱路易十六為「路易.卡佩」。】不知怎樣回答,國王的腦袋在陰風中岌岌可危的那種觸目驚心的景象,所有的人,判決者和被判決者,在這悲劇中的相對清白,這些事物,他都見過,這些驚險場面,他都注視過;他看見了若干個世紀在國民公會的公案前受審;他看見了屹立在路易十六──這個應負責的倒楣蛋──背後黑影中的那個駭人的被告:君主制;他在他的靈魂裡一直保存著對那種幾乎和天譴一樣無私而又大刀闊斧的民意裁決的敬畏心情。

  革命在他心裡留下的痕跡是不可想像的。他的回憶彷彿是那些偉大歲月一分鐘接一分鐘的生動圖片。一天,他曾面對一個我們無法懷疑的目擊者,把制憲議會那份按字母次序排列的名單中的A字部分,單憑記憶,就全部加以改正。

  路易.菲力浦是一個朗如晴天的國王。在他統治期間,出版是自由的,開會是自由的,信仰和言論也都是自由的。九月的法律是疏略的。他雖然懂得陽光對特權的侵蝕作用,但仍把他的王位敞在陽光下。歷史對這種赤誠,將來自有公論。

  路易.菲力浦,和其他一切下了臺的歷史人物一樣,今天正受著人類良心的審判。他的案子,還只是在初步審查期間。

  歷史爽朗直率發言的時刻,對他來說,還沒有到來;現在還不到對這國王下定論的時候;嚴正而名噪一時的歷史學家路易.勃朗最近便已減緩了自己最初的判詞;路易.菲力浦是由兩個半吊子,所謂二二一和一八三○選出來的,就是說,是由半個議會和半截革命選出來的;並且,無論如何,從哲學所應有的高度來看,我們只能在以絕對民主為原則作出的某些保留情況下來評論他,正如讀者已在前面大致見到過的那樣;在絕對原則的眼睛裡,凡是處於這兩種權利──首先是人權,其次是民權──之外的,全是篡奪;但是,在作了這些保留後我們現在可以說的是:「總而言之,無論人們對他如何評價,就路易.菲力浦本人並從他本性善良這一點來說,我們可以引用古代史中的一句老話,說他仍將被認為是歷代最好的君王之一。」

  他有什麼是應當反對的呢?無非是那個王位。從路易.菲力浦身上去掉國王的身分,便剩下了那個人。那個人卻是好的。他有時甚至好到令人欽佩。常常,在最嚴重的憂患中,和大陸上所有外交進行了一整天的奮鬥之後,天黑了,他才回到他的寓所,精疲力竭,睡意很濃,這時,他幹什麼呢?他拿起一疊卷宗,披閱一樁刑事案件,直到深夜,認為這也是和歐洲較量有關的事,但是更重要的是和劊子手爭奪一條人命。他常和司法大臣強辯力爭,和檢察長爭斷頭臺前的一寸土,他常稱他們為「囉嗦法學家」。有時,他的桌上滿是成堆的案卷,他一定要一一研究,對於他,放棄那些淒慘的犯人頭是件痛心的事。一天,他曾對我們在前面提到過的那同一個目擊者說:「今天晚上,我贏得了七個腦袋。」在他當政的最初幾年中,死刑幾乎被廢除了,重建的斷頭臺是對這位國王的一種暴力。格雷沃刑場已隨嫡系消逝了,繼又出現了一個資產者的格雷沃刑場,被命名為聖雅克便門刑場:「追求實際利益的人」感到需要一個大致合法的斷頭臺,這是代表資產者裡狹隘思想的那部分人的卡齊米爾.佩里埃【註:路易.菲力浦的內政大臣,大銀行家。】對代表自由主義派的路易.菲力浦的勝利之一。路易.菲力浦曾親手注釋貝卡里亞的著作。在菲埃斯基【註:科西嘉人,一八三五年企圖暗殺路易.菲力浦,未成被處死。】的炸彈被破獲以後,他喊著說:「真不幸,我沒有受傷!否則我便可以赦免了。」另一次,我們這時代最高尚的人之一被判為政治犯,他在處理這案件時,聯想到內閣方面的阻力,曾作出這樣的批示:「同意赦免,仍待我去爭取。」路易.菲力浦和路易九世一樣溫和,也和亨利四世一樣善良。

  因此,對我們來說,善良既是歷史中稀有的珍珠,善良的人便幾乎優於偉大的人。

  路易.菲力浦受到某些人嚴峻的評論,也許還受到另一些人粗魯的評論,一個曾熟悉這位國王、今日已成遊魂的人【註:指作者自己。作者寫本書時正流亡國外。】,來到歷史面前為他作證,那也是極自然的;這種證詞,不管怎樣,首先,明明白白,是不含私意的;一個死人寫出的墓誌銘總是真誠的,一個亡魂可以安慰另一個亡魂,同在冥府裡的人有讚揚的權利,不用害怕人們指著海外的兩堆黃土說:「這堆土向那堆土獻媚。」

  ※※※

  四 基礎下面的裂縫

  在路易.菲力浦當國的初期,天空已多次被慘淡的烏雲所籠罩,我們敘述的故事即將進入當時的一陣烏雲的深處,本書對這位國王,必須有所闡述,不能模稜兩可。

  路易.菲力浦掌握王權,並非通過他本人的直接行動,也沒使用暴力,而是由於革命性質的一種轉變,這和那次革命的真正目的顯然相去甚遠,但是,作為奧爾良公爵的他,在其中絕無主動的努力。他生來就是親王,並自信是被選為國王的。他絕沒有為自己加上這一稱號,他一點沒有爭取,別人把這稱號送來給他,他加以接受罷了;他深信,當然錯了,但他深信授予是基於人權,接受是基於義務。因此,他的享國是善意的。我們也真心誠意地說,路易.菲力浦享國是出於善意,民主主義的進攻也是出於善意,種種社會鬥爭所引起的那一點恐怖,既不能歸咎於國王,也不能歸咎於民主主義。主義之間的衝突有如物質間的衝突。海洋護衛水,狂風護衛空氣,國王護衛王權,民主主義護衛人民;相對和絕對對抗,就是說,君主制和共和制相對抗;社會常在這種衝突中流血,但是它今天所受的痛苦將在日後成為它的幸福;並且,不管怎樣,那些進行鬥爭的人在此地是絲毫沒有什麼可責備的;兩派中的一派顯然是錯了,人權並不像羅德島的巨像【註:公元前二八○年在希臘羅德島上建成的一座太陽神青銅塑像,公元前二二四年在一次大地震中被毀。】那樣,同時腳跨兩岸,一隻腳踏在共和方面,一隻腳踏在君權方面;它是分不開的,只能站在一邊;但是錯了的人是錯得光明的,盲人並不是罪人,正如旺代人不是土匪。我們只能把這些猛烈的衝突歸咎於事物的必然性。不問這些風暴的性質如何,其中人負不了責任。

  讓我們來完成這一敘述。

  一八三○年的政府立即面對困難的生活。它昨天剛生下來,今日便得戰鬥。

  七月的國家機器還剛剛搭起,裝配得還很不牢固,便已感到處處暗藏著拖後腿的力量。

  阻力在第二天便出現了,也許在前一天便已存在。

  對抗勢力一月一月壯大起來,並且暗鬥變成了明爭。

  七月革命,我們已經說過,在法國國外並沒受到君王們的歡迎,在國內又遇到了各種不同的解釋。

  上帝把它明顯的意圖通過種種事件揭示給人們,那原是一種晦澀難解的天書。人們拿來立即加以解釋,解釋得草率不正確,充滿了錯誤、漏洞和反義。很少人能理解神的語言。最聰明、最冷靜、最深刻的人慢慢加以分析,可是,當他們把譯文拿出來時,事情早已定局了,公共的廣場上早已有了二十種譯本。每一種譯本產生一個黨,每一個反義產生一個派,並且每一個黨都自以為掌握了唯一正確的譯文,每一個派也自以為光明在自己的一邊。

  當權者本身往往自成一派。

  革命中常有逆流游泳的人,這些人都屬於舊黨派。

  舊黨派自以為秉承上帝的恩寵,擁有繼承權,他們認為革命是由反抗的權利產生出來的,他們便也有反抗革命的權利。錯了。因為,在革命中反抗的不是人民,而是國王。革命恰恰是反抗的反面。任何革命都是一種正常的事業,它本身具有它的合法性,有時會被假革命者所玷汙,但是,儘管被玷汙,它仍然要堅持下去,儘管滿身血跡,也一樣要生存下去。革命不是由偶發事件產生的,而是由需要產生的。革命是去偽存真。它是因為不得不發生而發生的。

  守舊派也憑著謬誤的理解所產生的全部戾氣對一八三○年革命大肆攻擊。謬見常是極好的炮彈。它能巧妙地打中那次革命的要害,打中它的鐵甲的弱點,打中它缺少邏輯的地方,守舊派抓住了王權問題來攻擊那次革命。他們吼道:「革命,為什麼要這國王?」瞎子也真能瞄準。這種吼聲,也是共和派常常發出的。但是,出自他們,這吼聲便合邏輯。這話出自守舊派的口是瞎說,出自民主主義派的口卻是灼見。一八三○曾使人民破產。憤激的民主主義要向它問罪。

  七月政權在來自過去和來自未來的兩面夾擊中掙扎。它代表若干世紀的君主政體和永恆的人權之間的那一剎那。

  此外,在對外方面,一八三○既已不是革命,並且變成了君主制,它便非跟著歐洲走不可。要保住和平,問題便更加複雜。違反潮流,倒轉去尋求和洽,往往比進行戰爭更為棘手。從這種經常忍氣而不盡吞聲的暗鬥中產生了武裝和平──一種連文明自身也信不過的殃民辦法。七月王朝無可奈何地像一匹烈馬在歐洲各國內閣所駕御的轅軛間騰起前蹄亂踢。梅特涅一心要勒緊韁繩。七月王朝在法國受著進步力量的推動,又在歐洲推動那些君主國,那夥行走緩慢的動物。它被拖,也拖人。

  同時,在國內,社會上存在著一大堆問題:貧窮、無產者、工資、教育、刑罰、賣淫、婦女的命運、財富、饑寒、生產、消費、分配、交換、幣制、信貸、資本的權利、勞工的權利等,情勢岌岌可危。

  在真正的政黨以外,還出現另一種動態。和民主主義的醞釀相呼應的還有哲學方面的醞釀。優秀人物和一般群眾都感到困惑,情況各不同,但同在困惑中。

  有些思想家在思考,然而土壤,就是說,人民大眾,受到了革命潮流的衝擊,卻在他們下面,被一種無以名之的癲癇震蕩著。這些思想家,有的單獨做,有的結成夥,並且幾乎結為團體,把各種社會問題冷靜而深入地揭示出來;這些堅忍的無動於衷的地下工人把他們的坑道靜靜地挖向火山的深處,幾乎不為潛在的震動和隱約可辨的烈焰所動搖。

  那種平靜並非是那動蕩時代最不美的景象。

  那些人把各種權利問題留給政黨,他們一心致力於幸福問題。

  人的福利,這才是他們要從社會中提煉出來的東西。

  他們把物質問題,農業、工業、商業等問題提到了幾乎和宗教同樣高貴的地位。文明的構成,成於上帝的少,成於人類的多,在其中,各種利益都以某一種動力的規律彼此結合、匯集、攙和,從而構成一種真正堅硬的岩石,這已由那些經濟學家──政治上的地質學家──耐心研究過的。

  他們試圖鑿穿這岩石,使人類無上幸福的泉源從那裡源源噴出,這些人,各自聚集在不同的名稱下面,但一律可用社會主義者這個屬名來稱呼他們。

  他們的工程包括一切,從斷頭臺問題直到戰爭問題都被包括在內。在法蘭西革命所宣告的人權之外,他們還加上了婦女的權利和兒童的權利。

  這點是不足為奇的,由於種種原因,我們不能在這裡就社會主義所提出的各種問題一一從理論上作出詳盡的論述,我們只打算略提一下。

  社會主義者所要解決的全部問題,如果把那些有關宇宙形成學說的幻象、夢想和神祕主義都撇開不談,可以概括為兩個主要問題:

  第一個問題:

  生產財富。

  第二個問題:

  分配財富。

  第一個問題包括勞動問題。

  第二個包括工資問題。

  第一個問題涉及勞力的使用。

  第二個涉及享受的配給。

  從勞力的合理使用產生大眾的權力。

  從享受的合理配給產生個人的幸福。

  所謂合理的配給,並非平均的配給,而是公平的配給。最首要的平等是公正。

  把外面的大眾權力和裡面的個人幸福這兩個東西合在一起,便產生了社會的繁榮。

  社會的繁榮是指幸福的人、自由的公民、強大的國家。

  英國解決了這兩個問題中的第一個。它出色地創造了財富!但分配失當。這種只完成一個方面的解決辦法必然把它引向這樣兩個極端:醜惡不堪的豪華和醜惡不堪的窮苦。全部享受歸於幾個人,全部貧乏歸於其餘的人,就是說,歸於人民;特權、例外、壟斷、封建制都從勞動中產生。把大眾的權力建立在私人的窮苦上面,國家的強盛紮根於個人的痛苦中,這是一種虛假的、危險的形勢。這是一種組織得不好的強盛,這裡面只有全部物質因素,毫無精神因素。

  共產主義和土地法以為能解決第二個問題。他們搞錯了。他們的分配扼殺生產。平均的授予取消競爭。從而也取消勞動。這是那種先宰後分的屠夫式的分配方法。因此,不可能停留在這種自以為是的辦法上。扼殺財富並不是分配財富。

  這兩個問題必須一同解決,才能解決得當。兩個問題必須並為一個來加以解決。

  只解決這兩個問題中的第一個吧,你將成為威尼斯,你將成為英格蘭。你將和威尼斯一樣只有一種虛假的強盛,或是像英格蘭那樣,只有一種物質上的強盛,你將成為一個惡霸。你將在暴力前滅亡,像威尼斯的末日那樣,或是在破產中滅亡,像英格蘭的將來那樣。並且世界將讓你死亡,讓你倒下,因為凡是專門利己,凡是不能為人類代表一種美德或一種思想的事物,世界總是讓它們倒下去,死去的。

  當然,我們在這裡提到了威尼斯和英格蘭,我們所指的不是那些民族,而是那些社會結構,指高踞在那些民族上面的寡頭政治,不是那些民族本身。對於那些民族,我們始終是尊敬、同情的。威尼斯的民族必將再生,英格蘭的貴族必將傾覆,英格蘭的民族卻是不朽的。這話說了以後,我們繼續談下去。解決那兩個問題,鼓勵富人,保護窮人,消滅貧困,制止強者對弱者所施的不合理的剝削,煞住走在路上的人對已達目的的人所懷的不公道的嫉妒,精確地並兄弟般地調整對勞動的報酬,結合兒童的成長施行免費的義務教育,並使科學成為成年人的生活基礎,在利用體力的同時發展人們的智力,讓我們成為一個強國的人民,同時也成為一個幸福家庭的成員,實行財產民主化,不是廢除財產,而是普及財產,使每個公民,毫無例外,都成為有產者,這並不像人們所想像的那麼困難,總而言之,要知道生產財富和分配財富,這樣,你便能既有物質上的強大,也有精神上的強大,這樣,你才有資格自稱為法蘭西。

  這便是不同於某些迷失了方向的宗派並高出於它們之上的社會主義所說的,這便是它在實際事物中所探索的,這便是它在理想中所設計的。

  可貴的毅力!神聖的意圖!

  這些學說,這些理論,這些阻力,國務活動家必須和哲學家們一同正視的那種出人意料的需要,一些零亂而隱約可見的論據,一種有待於創始、既能調和舊社會而又不過分違反革命理想的新政策,一種不得不利用拉斐德來保護波林尼雅克【註:在法國一八三○年革命中,拉斐德是自由保王派,波林尼雅克是被推翻的查理十世王朝的內閣大臣。】的形勢,對從暴動中明顯反映出來的進步力量的預感,議會和街道,發生在他左右的那些有待平衡的競爭,他對革命的信念,也許是模糊地接受了一種從正式而崇高的權利裡產生的臨時退讓心情,他重視自己血統的意志,他的家庭觀念,他對人民的真誠尊重,他自己的忠厚,這一切,常使路易.菲力浦心神不定,幾乎感到痛苦,並且,有時,儘管他是那麼堅強、勇敢,也使他在當國王的困難前感到灰心喪氣。

  他覺得在他腳下有種可怕的分裂活動,但又不是土崩瓦解,因為法蘭西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法蘭西了。

  陰霾遮住天邊。一團奇特的黑影越移越近,在人、物、思想的上空慢慢散開,是種種仇恨和種種派系的黑影。被突然堵住了的一切又在移動醞釀了。有時,這忠厚人的良心不能不在那種夾雜詭辯和真理的令人極不舒暢的空氣裡倒抽一口氣。人們的心情如同風暴將臨時的樹葉,在煩感的社會中發抖。電壓是那麼強,以致常有一個來歷不明的陌生人在某種時刻突然閃過。接著又是一片黑暗昏黃。間或有幾聲悶雷在遠處隱隱轟鳴,使人們意識到雲中蘊蓄著的電量。

  七月革命發生後還不到二十個月,一八三二年便在緊急危殆的氣氛中開始了。人民的疾苦,沒有麵包的勞動人民,最後一個孔代親王的橫死【註:波旁家族的一個支系,一八三○年孔代親王被人吊死在野外,未破案。】,仿效驅逐波旁家族的巴黎而驅逐納索家族的布魯塞爾,自願歸附一個法蘭西親王而終被交給一個英格蘭親王的比利時,尼古拉的俄羅斯仇恨,站在我們背後的兩個南方魔鬼西班牙的斐迪南和葡萄牙的米格爾,義大利的地震,把手伸向博洛尼亞的梅特涅,在安科納以強硬手段對付奧地利的法蘭西,從北方傳來把波蘭釘進棺材的那陣無限悲涼的錘子聲音,整個歐洲瞪眼望著法國的那種憤激目光,隨時準備趁火打劫、落井下石的不可靠的盟國英格蘭,躲在貝卡里亞背後拒絕向法律交出四顆人頭的貴族院,從國王車子上刮掉的百合花,從聖母院拔去的十字架,物化了的拉斐德,破產了的拉菲特,死於貧困的班加曼.貢斯當,死於力竭的卡齊米爾.佩里埃,在這王國的兩個都市中──一個思想的城市,一個勞動的城市──同時發生的政治病和社會病,巴黎的民權戰爭,里昂的奴役戰爭,兩個城市中的同一種烈焰,出現在人民額頭上的那種類似火山爆發的紫光,狂烈的南方,動蕩的西方,待在旺代的德.貝里公爵夫人,陰謀,顛覆活動,暴亂,霍亂,這些都在種種思潮的紛爭之上增添了種種事變的紛起。

  ※※※

  五 歷史不知道,但確是歷史

  將近四月底時,一切情況都嚴重起來了。醞釀成了沸騰。從一八三○年起,這裡那裡都有過一些局部的小騷動,立即遭到了撲滅,但是隨撲隨起,這是地下暗流進行大匯合的信號。大動亂有一觸即發之勢。一種可能的革命已露出若隱若現的跡象。法國望著巴黎,巴黎望著聖安東尼郊區。

  聖安東尼郊區,暗中早已火熱,即將進入沸騰。

  夏羅納街上的那些飲料店是嚴肅而洶湧澎湃的,雖然把這兩組形容詞連在一起來談那些店是顯得有些特別的。

  在那些地方,人們根本或乾脆不把政府放在眼裡。人們在那裡公開討論「是打還是待著不動的問題」。在那些店的一些後間裡,有人在聽取一些工人宣誓:「一聽到告警的呼聲,便立即跑到街上,並且不問敵人多少,立即投入戰鬥。」宣誓以後,一個坐在那店角落裡的人便「敞著嗓門」說:「你同意啦!你宣誓啦!」有時,那人還走到一層樓上的一間關上了門的屋子裡,並在那裡舉行一種類似祕密組織所慣用的儀式。那人教初入組織的人作出諾言:「為他服務,如同對家長那樣。」那是一種公式。

  在那些矮廳裡,有人在閱讀「顛覆性」的小冊子,「他們冒犯政府」,當時一個祕密報告這樣說。

  在那些地方,人們常聽到這樣一些話:「我不知道首領們的姓名。我們,要到最後的兩個鐘頭才能知道日期。」一個工人在說:「我們一共三百人,每人十個蘇吧,就會有一百五十法郎,可以用來製造槍彈和火藥。」另一個工人說:「我不指望六個月,也不指望兩個月。不到兩星期我們便要和政府面對面了。有了兩萬五千人,便可以交一下手。」另一個說:「我從不睡,因為我整夜做子彈。」有些穿著漂亮衣服的「資產者模樣」的人不時走來「耍耍派頭」,「指手畫腳」和那些「重要角色」握握手,便走了。他們停留的時間從來不超過十分鐘。人們低聲談著一些有深意的話:「佈置已經完成,事情已經到了頭了。」一個當時在場的人的原話:「所有在場的人都嗡嗡地那樣說。」群情是那樣激奮,以致有一天,一個工人對著滿店的人嚷道:「我們沒有武器!」他的一個同志回答說:「大兵們有!」這樣便無意中引用了波拿巴的《告義大利大軍書》。有一個情報還說:「更重要的祕密,他們不在那些地方傳達。」旁人不大明瞭他們在說了他們所說的那些話以後還瞞著些什麼。

  那些會有時是定期舉行的。在某些會裡,從來不超過八個或十個人,並且老是原來那幾個。另外一些會,任人隨意參加,會場便擁擠到有些人非立著不可。到會的人,有的是出於激情和狂熱,有的是因為「那是找工作的路子」。和革命時期一樣,在那些飲料店裡也有一些愛國的婦女,她們擁抱那些新到會的人。

  還出現了另外一些有意義的事。

  有一個人走進一家飲料店,喝過以後,走出店門說道:「酒老板,欠賬,革命會照付的。」

  人們常在夏羅納街對面、一個飲料店老板的家裡選派革命工作人員。選票是投在鴨舌帽裡的。

  有些工人在柯特街一個收學生的劍術教師家裡聚會。他家裡陳列了各種武器:木劍、棍、棒、花劍。一天,他們把那些花劍頭上的套子全去掉了。有個工人說:「我們是二十五個人,但是他們不把我算在內,因為他們把我看作一個飯桶。」這飯桶便是日後的凱尼賽【註:巴黎的工人,一八四一年九月十三日謀刺奧馬爾公爵及奧爾良公爵,未遂。】。

  預先思考過的種種瑣事也漸漸傳開了。一個掃著大門臺階的婦人曾對另一個婦人說:「大家早已在拼命趕做槍彈了。」人們也對著街上的人群宣讀一些對各省縣國民自衛軍發出的宣言。有一份宣言的簽字人是「酒商,布爾托」。

  一天,在勒努瓦市場的一個酒鋪門前,有個生著絡腮鬍子、帶義大利口音的人立在一塊牆角石上,高聲朗讀一篇彷彿是由一個祕密權力組織發出的文告。一群群的人向他的四周聚攏來,並對他鼓掌。那些最使聽眾激動的片段曾被搜集記錄下來:「……我們的學說被禁止了,我們的宣言被撕毀了,我們的宣傳員受到了暗中偵察並被囚禁起來了……」「……最近棉紗市場的混亂現象替我們說服了許多中間派……」「……人民的將來要由我們這個慘淡的行列來經營……」「……擺著的問題就是這樣:動還是反動,革命還是反革命。因為,在我們這時代,人們已不承認有什麼無為狀態或不動狀態。為人民還是反人民,問題就在這裡。再沒有旁的。」「……等到有一天,你們感到我們不再適合你們的要求了,粉碎我們就是,但是在那以前,請協助我們前進。」這一切都是公開說的。

  另外一些更大膽的事,正因為它們大膽,引起了人民的懷疑。一八三二年四月四日,一個走在街上的人跳上一塊聖瑪格麗特街轉角處的牆角石並且喊道:「我是巴貝夫主義者!」但是,人民在他那巴貝夫的下面嗅到了吉斯凱的臭味【註:七月王朝時期大金融家,一八三一年曾任警署署長。】。

  那個人還說了許多話,其中有這麼一段:

  「打倒私有財產!左派的反對是無恥的,口是心非的。當他們要顯示自己正確的時候,他們便宣傳革命。可是,為了不失敗,他們又自稱是民主派,為了不戰鬥,他們又自稱是保王派。共和主義者是一些生著羽毛的動物。你們得對共和主義者提高警惕,勞動的公民們。」

  「閉嘴,當暗探的公民!」一個工人這樣喊。

  這一聲喊便堵住了那篇演說。

  還發生過一些費解的事。

  天快黑時,一個工人在運河附近遇見一個「穿得漂漂亮亮的人」對他說:「你去什麼地方,公民?」那工人回答說:「我沒有認識您的榮幸。」「我卻認識你,我。」那人接著還說:「你不用怕。我是委員會的工作人員。他們懷疑你不怎麼可靠。你知道,要是你走漏消息,人家的眼睛便盯在你身上。」接著,他和那工人握了一下手,臨走時還說:「我們不久再見。」

  不止是在那些飲料店裡,在街上,伸著耳朵的警察們也聽到一些奇怪的對話:「趕快申請參加。」一個紡織工人對一個細木工說。

  「為什麼?」

  「不久就要開火了。」

  兩個衣服破爛的人在街上一面走,一面說出了這麼幾句耐人尋味、富有明顯的扎克雷【註:指一二五八年法國的農民起義。】味道的話:

  「誰統治我們?」

  「菲力浦先生。」

  「不對,是資產者。」

  誰要是認為我們在這裡提到「扎克雷味道」含有惡意,那他便誤會了。扎克雷,指的是窮人。而挨餓的人都有權利。另一次,有兩個人走過,其中的一個對另一個說:「我們有了一個好的進攻計劃。」

  四個人蹲在寶座便門圓路邊的土坑裡談心,旁人只聽到這麼一句話:

  「我們應當盡可能讓他不再在巴黎。」

  誰呀,「他」?嚇壞人的悶葫蘆。

  那些「主要頭兒」──這是郊區的人常用的稱號──不露面。人們認為他們常在聖厄斯塔什突角附近的一家飲料店裡開討論會。一個叫奧古什麼的人,蒙德都街縫衣業互助社的首領,被認為是那些頭兒和聖安東尼郊區之間的主要聯絡人。但是頭兒們的情況始終沒有暴露出來,也沒有任何一點具體事實能回擊一個被告日後在貴族院作出的那句怪傲慢的答詞:

  「您的首領是什麼人?」

  「我一個也不知道,一個也不認得。」

  這也只不過是一些隱隱閃閃的片言隻語,有時,也只是一些道聽塗說而已。另外還有一些偶然出現的跡象。

  一個木工在勒伊街一處房屋建築工地周圍的柵欄上釘木板時,在工地上拾到一封被撕破的信的一個片段,從那上面還可以看出這樣幾行字:

  「……委員會應立即採取措施,為防止各種不同的社團在各組徵調人員……」

  另有附言:

  「據我們了解,在郊區魚市街附五號,一個武器商人家的院子裡有五千或六千支步槍。本組毫無武器。」

  使那木工驚奇並把這東西遞給他的夥伴們看的是,在相隔幾步的地方,他又拾到另外一張紙,同樣是撕破了的,但更有意義,這種奇特的資料具有歷史價值,因此我們照原樣把它抄錄下來:

  Q;C;D;E,請將本表內容背熟記牢。隨後加以撕毀。已被接納人員,在接受了你們所傳達的指示以後,也應同樣辦理。

    敬禮和博愛

    uoga’feL

  當日發現這張表格並為之保密的那幾個人直到日後才知道那四個大寫字母的含義:Quinturions(五人隊長),Centuriaons(百人隊長),Décurions(十人隊長),Eclaireurs(先鋒隊),「uoga’fe」這幾個字母代表一個日期:一八三二年四月十五日。在每個大寫字母下面,登記著姓名和一些極特殊的情況。例如:Q.巴納雷爾,步槍8支,槍彈83粒,人可靠。C.布比埃爾,手槍1支,槍彈40粒。D.羅萊,花劍1柄,手槍1支,火藥1斤。E.德西埃,馬刀1把,槍彈匣1個,準時。德赫爾,步槍8支,勇敢。等等。

  木工在同一處工地上,還找到第三張紙,紙上用鉛筆很清楚地寫了這麼一個費解的單子:

  團結。布朗夏爾。枯樹。六。

  巴拉。索阿茲。伯爵廳。

  柯丘斯科。奧白利屠夫?

  J.J.R.

  凱尤斯.格拉古。

  審核權。迪豐。富爾。

  吉倫特派垮臺。德爾巴克。莫布埃。

  華盛頓。班松。手槍1,彈86。

  《馬賽曲》。

  人民主權。米歇爾。坎康布瓦。馬刀。

  奧什。

  馬爾索。柏拉圖。枯樹。

  華沙。蒂伊,叫賣《人民報》。

   

  那個保存這張單子的誠實的市民知道它的含義。據說這單子上是人權社第四區各組組長的姓名住址的全部登記。所有這些被埋沒了的事到今天已成歷史,我們不妨把它公開出來。還應當補充一點,人權社的成立似乎是在發現這張單子的日期以後。這也許只是一個初步名單。

  可是,在那些片言隻語和道聽塗說以後,在那些紙上的一鱗半爪以後,又有一些具體事實開始冒出頭來。

  波邦古街,在一個舊貨商人的鋪子裡,人們從一張抽斗櫃的一個抽斗裡搜出了七張一式一樣從長裡一折為四的灰色紙,這幾張紙下面還有二十六張用同樣的灰色紙裁成的四方塊,並且捲成了槍彈筒的形狀,另外還有一張硬紙片,上面寫著:

   硝  十二英兩

   硫磺 二英兩

   炭  二英兩半

   水  二英兩

  搜查報告還證明抽斗裡有強烈的火藥味。

  一個收工回家的泥瓦工人把他的一個小皮包忘了,丟在奧斯特里茨橋旁的一條長凳上。這小皮包被人送到警察哨所。打開來看,皮包裡有兩份問答體的印刷品,作者叫拉奧傑爾,還有一首題名為《工人們,團結起來》的歌,和一個盛滿了槍彈的白鐵盒子。

  一個工人在和一個同伴喝酒時,要那同伴摸摸他多麼熱,那同伴發現他的褂子下有一支手槍。

  一群孩子在拉雪茲神甫公墓和寶座便門之間、那段行人最少的公路旁的坑裡遊戲,他們從一堆刨花和垃圾下找出了一個布口袋,袋裡盛著一個做槍彈的模子,一根做槍彈筒的木棍,一個還剩有一些獵槍火藥的瓢和一個生鐵鍋,鍋裡留有明顯的熔鉛痕跡。

  幾個警務人員在早晨五點鐘突然衝進一個叫帕爾東的人的家裡,發現他正立在床邊,手裡拿著幾個槍彈筒在做。這人便是日後參加美里街壘的一員,一八三四年四月起義時犧牲了的。

  快到工人們休息時,有人看見兩個人在比克布斯便門和夏朗東便門之間,在兩堵牆間的一條巡邏小道旁的一家大門前、有一套暹羅遊戲的飲料店附近碰頭。一個從工作服下取出一支手槍,把它交給另一個。正要給他時,他發現胸口上的汗水把火藥浸溼了一點。他重新裝好那支手槍,在藥池裡原有的火藥上添上一些火藥。隨後,那兩個人便分頭走開了。

  一個名叫加雷、日後四月事件發生那天在博布爾街被殺的人,常誇口說在他家裡有七百發子彈和二十四顆火石。

  政府在某天得到通知說最近有人向郊區散發了一些武器和二十萬發槍彈。一星期過後,又散發了槍彈三萬發。值得注意的是,警察一點也沒有破獲。一封被截留的信裡說:「八萬愛國志士在四個鐘頭以內一齊拿起武器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所有這些醞釀活動全是公開的,幾乎可以說是安然無事的。即將發作的暴動從容不迫地在政府面前準備它的風雷。這種仍在暗中進行、但已隱約可見的危機可說是無奇不有。資產者泰然自若地和工人們談論著正在準備中的事。人們問道:「暴動進行得怎麼樣了?」問這話的語氣正如問:「您的女人身體健康吧?」

  莫羅街的一個木器商人問道:「你們幾時進攻呀?」

  另一個店鋪老板說:

  「馬上就要進攻了。我知道。一個月以前,你們是一萬五千人,現在你們有兩萬五千人了。」他獻出了他的步槍,一個鄰居還願意出讓一支小手槍,討價七法郎。

  總之,革命的熱潮正在高漲。無論是在巴黎或法國,沒有一處能例外。動脈處處在跳動。正如某些炎症所引起、在人體內形成的那種薄膜那樣,祕密組織的網已開始在全國四散蔓延。從那既公開又祕密的人民之友社,產生了人權社,這人權社曾在它的一份議事日程上寫上這樣的日期:「共和紀元四十年雨月」,雖經重罪裁判所宣判勒令解散,它仍繼續活動,並用這樣一些有意義的名稱為它的小組命名:

  長矛。

  警鐘。

  警炮。

  自由帽。

  一月二十一。【註: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一日,法王路易十六被處死刑。】

  窮棒子。

  流浪漢。

  前進。

  羅伯斯庇爾。

  水平儀。

  《會好的呵》。

  人權社又產生了行動社。這是一些分化出來向前跑的急躁分子。另外還有一些社在設法從那些大的母社中徵集社員。組員們都因為此拉彼扯而感到為難。例如高盧社和地方組織委員會。又如出版自由會、個人自由會、人民教育會、反對間接稅會。還有工人平等社,曾分為三派,平等派、共產派、改革派。還有巴士底軍,一種按軍隊編制組合的隊伍,四個人由下士率領,十個人由中士率領,二十人由少尉率領,四十人由中尉率領,從來沒有五個以上互相認識的人。一種小心與大膽相結合的創造,似乎具有威尼斯式的天才。為首的中央委員會有兩條手臂:行動社和巴士底軍。一個正統主義的組織叫忠貞騎士社,在這些共和主義的組織中蠕蠕鑽動。結果它被人揭發,並被排斥。

  巴黎的這些會社在一些主要城市裡都建立了分社。里昂、南特、里爾和馬賽都有它們的人權社、燒炭黨、自由人社。艾克斯有一個革命的組織叫苦古爾德社。我們已經提到過。

  在巴黎,聖馬爾索郊區比聖安東尼郊區安靜不了多少,學校也並不比郊區平靜多少。聖亞森特街的一家咖啡館和聖雅克馬蒂蘭街的七球檯咖啡館是大學生們的聯絡站。跟昂熱的互助社以及艾克斯的苦古爾德社結盟的ABC的朋友們社,我們已經見過,常在繆尚咖啡館裡聚會。這一夥年輕人,我們以前曾提到過,也常出現在蒙德都街附近一家酒店兼飯館的稱作科林斯的店裡。這些聚會是祕密的。另一些會卻盡量公開,我們可以從日後審訊時的這段口供看出他們的大膽:「會議是在什麼地方舉行的?」「和平街。」「誰的家裡?」「街上。」「到了哪幾個組?」「只到一個組。」「哪一個?」「手工組。」「誰是頭兒?」「我。」「你太年輕了,不見得能單獨一人擔負起這個攻擊政府的重大任務吧。你接受什麼地方的指示?」「中央委員會。」

  日後從貝爾福、呂內維爾、埃皮納勒等地發生的運動來判斷,軍隊和民眾一樣,也同時有所準備。人們所指望的是第五十二聯隊、第五、第八、第三十七、第二十輕騎隊。在勃艮第和南方的一些城市裡,種植了自由樹,也就是說,一根頂著一頂紅帽子的旗杆。

  當時的局勢便是這樣。

  聖安東尼郊區,我們在開始時便已提到,比任何其他地區的民眾使這種局勢變得更敏銳更緊張。這裡是癥結所在。

  這個古老的郊區,擁擠得像個螞蟻窩,勤勞、勇敢和憤怒得像一窩蜂,在等待和期望劇變的心情中騷動。一切都在紛攘中,但並不因此而中止工作。這種振奮而陰鬱的面貌是無法加以說明的。在這郊區裡,無數頂樓的瓦頂下掩蓋著種種慘痛的苦難,同時也有不少火熱的和稀有的聰明才智。正是由於苦難和聰明才智這兩個極端碰在一起,情況尤為危殆。

  聖安東尼郊區還有其他一些震顫的原因;因為它經常受到和重大政治動蕩連結在一起的商業危機、倒閉、罷工、失業的災殃。在革命時期,窮苦同時是原因也是後果。它的打擊常回到它自身。這些民眾,有著高傲的品德,充滿了最高的潛在熱力,隨時準備拿起武器,一觸即發,鬱怒,深沉,躍躍欲試,所等待的彷彿只是一粒火星的墜落。每當星星之火被事變的風吹逐著,飄在天邊時,人們便不能不想到聖安東尼郊區,也不能不想到這個由苦難和思潮所構成的火藥庫,可怕的機緣把它安置在巴黎的大門口。

  聖安東尼郊區的那些飲料店,我們在前面的速寫裡已經多次描繪過,在歷史上是有名的。在動蕩的歲月裡,人們在那些地方所痛飲的,不僅僅是酒,更多的是語言。一種預感的精神和未來的氣息在那裡奔流,鼓動著人們的心並壯大著人們的意志。聖安東尼郊區的飲料店有如阿梵丹山上那些建造在巫女洞口暗通神意的酒家,一種人們憑著類似香爐的座頭酌飲著厄尼烏斯【註:公元前二世紀的拉丁詩人。】所謂巫女酒的酒家。

  聖安東尼郊區是人民的水庫。革命的沖力造成水庫的裂口,人民的主權便沿著裂口流出。這種主權可能有害,它和任何其他主權一樣,難免發生錯誤,但是,儘管迷失方向,它仍是偉大的。我們不妨說它像瞎眼巨人庫克羅普斯的吼叫聲。

  在九三年,根據當時流傳著的思想是好還是壞,根據那天是狂熱的日子還是奮激的日子,從聖安東尼郊區出發的,時而是野蠻的軍團,時而是英雄的隊伍。

  野蠻。讓我們來把這詞說明一下。這些毛髮直豎的人們,在破天荒第一次爆發的革命的混亂中,衣服破爛,吼聲震天,橫眉怒目地掄著鐵錘,高舉長矛,一齊向喪魂落魄的老巴黎湧上去,他們要的是什麼呢?他們要的是壓迫的終止,暴政的終止,刑戮的終止,成人有工作,兒童有教育,婦女有社會的溫暖,要自由,要平等,要博愛,人人有麵包,人人有思想,世界樂園化,進步;他們要的便是這神聖、美好、溫和的東西:進步;他們走投無路,控制不了自己,這才大發雷霆,袒胸攘臂,抓起棍棒,大吼大叫地來爭取。這是一些野蠻人,是的,但是是文明的野蠻人。

  他們以無比憤怒的心情宣布人權,即使要經過戰慄和驚駭,他們也要強迫人類登上天堂。他們貌似蠻族,卻都是救世主。他們蒙著黑夜的面罩要求光明。

  這些人很粗野,我們承認,而且獰惡,但他們是為了為善而粗野獰惡的。在這些人之外另有一種人,滿臉笑容,周身錦繡,金飾,彩綬,寶光,絲襪,白羽毛,黃手套,漆皮鞋,肘彎支在雲石壁爐旁的絲絨桌子上,慢條斯理地堅持要維護和保持過去、中世紀、神權、信仰狂、愚昧、奴役、死刑、戰爭,細聲細氣彬彬有禮地頌揚大刀、火刑和斷頭臺。至於我們,假如一定要我們在那些文明的野蠻人和野蠻的文明人之間有所選擇的話,我們寧可選擇那些野蠻人。

  但是,謝謝皇天,另一種選擇也是可能的。無論朝前和朝後,陡直的下墜總是不必要的。既不要專制主義,也不要恐怖主義。我們要的是舒徐上升的進步。

  上帝照顧。務使坡度舒徐,這便是上帝的全部政策。

  ※※※

  六 安灼拉的一班人馬

  就在這個時期,安灼拉感到事變可能發生,便暗中著手清理隊伍。

  大家全在繆尚咖啡館裡舉行祕密會議。

  安灼拉正以某種閃爍然而說明問題的語言在說著話:

  「應當明確一下目前的情況,有些什麼人是可靠的。假如需要戰士,便應動員起來。準備好打擊力量。這並沒有什麼不好。過路的人,在路上有牛時,要比在路上沒牛時有更多的機會碰上牛角。因此,讓我們來數數這牛群。我們這裡有多少人?這工作不能留到明天去做。搞革命的人隨時都應抓緊時間。進步不容許延誤時機。我們應當提防意外。不要措手不及。現在便應檢查一下,我們所做的縫綴工作是否有脫線的地方。這件事今天便應摸清底。古費拉克,你去看看綜合工科學校的那些同學。這是他們休假的日子。今天星期三。弗以伊,我說,你去看看冰窖的那些人。公白飛已同意去比克布斯。那兒有一股極好的力量,巴阿雷將去訪問吊刑臺。勃魯維爾,那些泥瓦工人有些冷下來了,你到聖奧諾雷.格勒內爾街的會址裡去替我們探聽一下消息。若李,你到杜普伊特朗醫院去了解一下醫學院的動態。博須埃到法院去走一趟,和那些見習生談談。我,負責苦古爾德。」

  「全佈置好了。」古費拉克說。

  「沒有。」

  「還有什麼事?」

  「一件極重要的事。」

  「什麼事?」公白飛問。

  「梅恩便門。」安灼拉回答說。

  安灼拉聚精會神凝想了一陣,又說道:

  「在梅恩便門,有些雲石製造工人、畫家、雕刻工場的粗坯工人。那是一夥勁頭很大的自己人,但是有點忽冷忽熱。我不知道他們最近出了什麼事。他們想到旁的事上去了。他們洩了氣。有空便打骨牌。應當趕快去和他們談談,並且紮紮實實地談談。他們聚會的地方在利什弗店裡。從中午到一點,可以在那裡遇見他們。這一爐快滅的火非打氣不可了。我原想把這事交給馬呂斯去辦,這人心亂,但還是個好人,可惜他不再來這兒了。我非得有個人去梅恩便門不可。可我沒有人了。」

  「還有我呢?」格朗泰爾說,「我不是在這兒嗎?」

  「你?」

  「我。」

  「你,去教育共和黨人!你,用主義去鼓動冷卻了的心!」

  「難道不可以?」

  「你也能做點像樣的事嗎?」

  「我的確馬馬虎虎有這麼一點雄心。」格朗泰爾說。

  「你一點信仰也沒有。」

  「我信仰你。」

  「格朗泰爾,你肯替我幫個忙嗎?」

  「幫任何忙都可以。替你擦皮鞋都成。」

  「那麼,請你不要過問我們的事。去喝你的苦艾酒吧。」

  「你太不識好歹了,安灼拉。」

  「你能去梅恩便門?你有這能耐?」

  「我有能耐走下格雷街,穿過聖米歇爾廣場,從親王先生街斜插過去,進入伏吉拉爾街,走過加爾默羅修道院,轉到阿薩斯街,到達尋午街,把軍事委員會甩在我後面,跨過老瓦廠街,踏上大路,沿著梅恩大道走去,越過便門,並走進利什弗店裡去。我有能耐做這些。我的鞋便有這能耐。」

  「你也稍稍認識利什弗店裡的那些同志嗎?」

  「不多。我們談話都是『你』來『你』去的罷了。」

  「你打算和他們談些什麼呢?」

  「談羅伯斯庇爾唄,這還用問!談丹東。談主義。」

  「你!」

  「我。你們對我太不公道了。我上了勁以後,可一點也不比誰差。我念過普律多姆【註:領導當時巴黎革命活動的一個新聞記者。】的著作。我知道《民約》【註:盧梭的著作。】。我能背我的《二年憲法》。『公民的自由終止於另一公民自由的開始。』難道你以為我是個傻瓜蛋?我抽屜裡還有一張舊指券【註: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七年在法國流通的一種有國家財產作擔保的證券,後當通貨使用。】呢。人的權利,人民的主權,活見鬼!我甚至有點阿貝爾【註:法國的法學家和保守派國家活動家,奧爾良黨人。】主義的傾向。我還可以手裡拿著錶,天花亂墜地一連講上六個鐘點。」

  「放嚴肅點。」安灼拉說。

  「我原是一本正經的。」格朗泰爾回答說。

  安灼拉思考了幾秒鐘,作出了一個下決心的人的姿勢。

  「格朗泰爾,」他沉重地說,「我同意讓你去試試。你去梅恩便門就是。」

  格朗泰爾原住在貼近繆尚咖啡館的一間帶家具出租的屋子裡。他走出去,五分鐘過後,又回來了。他回家去跑了一趟,穿上了一件羅伯斯庇爾式的背心。

  「紅的。」他走進來,眼睛盯著安灼拉說。

  他接著便一巴掌狠狠地打在他自己的胸脯上,按著那件背心通紅的兩隻尖角。

  他又走上去,湊在安灼拉的耳邊說:

  「你放心。」

  他拿起他的帽子,猛按在頭上,走了。

  一刻鐘過後,繆尚咖啡館的那間後廳已經走空。ABC的朋友們社的成員全都各走一方,去做自己的工作了。負責苦古爾德社的安灼拉最後走。

  艾克斯的苦古爾德社的成員當時有一部分來到了巴黎,他們常在伊西平原上一處廢棄了的採石場開會,在巴黎這一面,這種廢棄了的採石場原是很多的。

  安灼拉一面朝這聚會的地方走去,同時也全面思考著當時的情勢。事態的嚴重是明顯的。事態有如某些潛伏期中的社會病所呈現的症狀,當它笨重地向前移動時,稍微出點岔子便能阻止它的進展,打亂它的步伐。這便是崩潰和再生由此產生的一種現象。安灼拉展望前途,在未來昏暗的下襬下面,隱隱望見了一種恍惚有光的晃蕩。誰知道?也許時機臨近了。人民再度掌握大權,何等美好的景象!革命再度莊嚴地占有法蘭西,並且對世界說:「下文且聽明天分解!」安灼拉心中感到滿意。爐子正在熱起來。這時,安灼拉那一小撮火藥似的朋友正分赴巴黎各處。他有公白飛的透闢的哲學辯才,弗以伊的世界主義的熱忱,古費拉克的勁頭,巴阿雷的笑,讓.勃魯維爾的鬱悶,若李的見識,博須埃的喜笑怒罵,這一切,在他腦子裡形成一種從四面八方同時引起大火的電花。人人都在做工作。效果一定會隨毅力而來。前途樂觀。這又使他想起了格朗泰爾。他想道:「等一等,梅恩便門離我要走的路不遠。我何不到利什弗店裡去轉一趟呢?正好去看看格朗泰爾在幹什麼,看他的事情辦到什麼程度了。」

  安灼拉到達利什弗店時,伏吉拉爾的鐘摟正敲一點。他推開門,走進去,交叉起兩條胳膊,讓那兩扇門折回來抵在他的肩頭上,望著那間滿是桌子、人和煙霧的廳堂。

  從煙霧裡傳出一個人大聲說話的聲音,被另一個聲音所打斷。格朗泰爾正在和他的一個對手你一言我一語。

  格朗泰爾和另一張臉對坐在一張聖安娜雲石桌子的兩旁,桌上撒滿了麩皮屑和骨牌,他正用拳頭敲那雲石桌面,下面便是安灼拉所聽到的對話:

  「雙六。」

  「四點。」

  「豬!我沒有了。」

  「你死了。兩點。」

  「六點。」

  「三點。」

  「老么。」

  「歸我出牌。」

  「四點。」

  「不好辦。」

  「你出。」

  「我大錯特錯。」

  「你出得好。」

  「十五點。」

  「再加七點。」

  「這樣我便是二十二點了。(若有所思。)二十二!」

  「你沒有料到這張雙六吧。我一上來先出了張雙六,局面便大不相同。」

  「還是兩點。」

  「老么。」

  「老么!好吧,五點。」

  「我沒有了。」

  「剛才是你出牌的吧,對嗎?」

  「對。」

  「白板。」

  「他運氣多好!啊!你真走運!(出了好一會神。)兩點。」

  「老么。」

  「沒有五點,也沒有老么。該你倒楣。」

  「清了。」

  「狗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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