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過了好幾年。斯達爾採夫長得越發肥胖，滿身脂肪，呼吸困難，喘不過氣來，走路腦袋往後仰了。每逢他肥肥胖胖、滿面紅光地坐上鈴聲叮噹、由三匹馬拉着的馬車出門，同時那個也是肥肥胖胖、滿面紅光的潘捷列伊蒙挺直長滿了肉的後腦殼，坐上車伕座位，兩條胳膊向前平伸，彷彿是木頭做的一樣，而且向過路的行人嚷着：“靠右，右邊走！”那真是一幅動人的圖畫，別人會覺得這坐車的不是人，卻是一個異教的神。在城裏，他的生意忙得很，連歇氣的工夫也沒有。他已經有一個田莊、兩所城裏的房子，正看中第三所合算的房子。每逢他在互相信用公司裏聽說有一所房子正在出賣，他就不客氣地走進那所房子，走遍各個房間，也不管那些沒穿好衣服的婦女和孩子驚愕張皇地瞧着他，用手杖戳遍各處的房門，說：

　　“這是書房？這是寢室？那麼這是什麼房間？”

　　他一面走着說着，一面喘吁吁，擦掉額頭上的汗珠。

　　他有許多事要辦，可是仍舊不放棄地方自治局的職務。他貪錢，恨不得這兒那兒都跑到纔好。在嘉裏日也好，在城裏也好，人家已經簡單地稱呼他“約內奇”：“這個約內奇要上哪兒去？”或者，“要不要請約內奇來會診？”

　　大概因爲他的喉嚨那兒疊着好幾層肥油吧，他的聲調變了，他的語聲又細又尖。他的性情也變了，他變得又兇又暴。他給病人看病，總是發脾氣。他急躁地用手杖敲地板，用他那種不入耳的聲音嚷道：

　　“請您光是回答我問的話！別說廢話！”

　　他單身一個人。他過着枯燥無味的生活，他對什麼事也不發生興趣。

　　他在嘉裏日前後所住的那些年間，只有對科契克的愛情算是他唯一的快活事，恐怕也要算是最後一回的快活事。到傍晚，他總上俱樂部去玩“文特”，然後獨自坐在一張大桌子旁邊，吃晚飯。伊萬，服務員當中年紀頂大也頂有規矩的一個，伺候他，給他送去“第十七號拉菲特”酒。俱樂部裏每一個人，主任也好，廚師也好，服務員也好，都知道他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就想盡方法極力迎合他，要不然，說不定他就會忽然大發脾氣，拿起手杖來敲地板。

　　他吃晚飯的時候，偶爾迴轉身去，在別人的談話當中插嘴：

　　“你們在說什麼？啊？說誰？”

　　遇到鄰桌有人提到圖爾金家，他就問：

　　“你們說的是哪個圖爾金家？你們是說有個女兒會彈鋼琴的那一家嗎？”

　　關於他，可以述說的，都在這兒了。

　　圖爾金家呢？伊萬·彼得羅維奇沒有變老，一丁點兒都沒變，仍舊愛說俏皮話，講掌故。薇拉·約瑟福芙娜也仍舊興致勃勃地朗誦她的小說給客人聽，念得動人而樸實。科契克呢，天天彈鋼琴，一連彈四個鐘頭。她明顯地見老了，常生病，年年秋天跟母親一塊兒上克里米亞去。伊萬·彼得羅維奇送她們上車站，車一開，他就擦眼淚，嚷道：

　　“再會囉！”

　　他揮動他的手絹。

　　18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