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中，薩沙忽然覺得煩悶無聊，準備回莫斯科去了。

　　“在這個城裏我住不下去，”他陰沉地說，“沒有自來水，也沒有下水道！我一吃飯就膩味：廚房裏髒得不像話……”

　　“再等一等吧，浪子！”不知什麼緣故，奶奶小聲勸道，“婚期就在七號啊！”

　　“我不想再等了。”

　　“可是你本來打算在我們這兒住到九月間的！”

　　“不過現在，您看，我不想住下去了。我要工作！”

　　正巧這年夏天潮溼而陰冷，樹木溼漉漉的，花園裏樣樣東西都顯得陰沉沉的，垂頭喪氣，這也實在使得人想要工作。樓下和樓上的房間裏響起一些陌生女人說話的聲音，奶奶的房間裏有達達達的縫紉機聲音，這是她們在趕做嫁妝。光是皮大衣，就給娜佳做了六件，其中頂便宜的一件，照奶奶說來，也要值三百盧布！這種忙亂惹得薩沙不痛快，他坐在自己的房間裏生悶氣，可是大家仍舊勸他留下，他就答應七月一日以前不走了。

　　時間過得很快。在聖彼得節那天吃過午飯以後，安德烈·安德烈伊奇跟娜佳一塊兒到莫斯科街去再看一回早已租下來、準備給年輕夫婦居住的那所房子。那所房子有兩層樓，可是至今只有樓上剛裝修好。大廳鋪着亮晃晃的地板，漆成細木精鑲的樣子，有幾把維也納式的椅子、一架鋼琴、一個小提琴樂譜架。屋裏有油漆的氣味。牆上掛着一張大油畫，裝在金邊框子裏，畫的是一個裸體的女人，她身旁有一個斷了柄的淡紫色花瓶。

　　“好一幅美妙的畫兒，”安德烈·安德烈伊奇說，出於尊敬嘆了一口氣，“這是畫家希什馬切夫斯基的作品。”

　　旁邊是客廳，擺着一張圓桌子，一張長沙發，幾把套着鮮藍色布套的圈椅。長沙發的上方掛着一張安德烈神甫的大照片，戴着法冠，佩着勳章。然後他們走進飯廳，那兒擺着一個餐具櫃，隨後走進寢室。這兒光線暗淡，並排放着兩張牀，看上去好像在佈置寢室的時候，認定將來這兒永遠很美滿，不會有別的情形似的。安德烈·安德烈伊奇領着娜佳走遍各個房間，始終用胳膊摟着她的腰。她呢，覺着衰弱，慚愧，痛恨所有這些房間、牀鋪、圈椅，那個裸體女人惹得她噁心。她已經明明白白地覺得她不再愛安德烈·安德烈伊奇了，也許從來就沒有愛過，可是這句話怎麼說出口，對誰去說，而且說了以後要怎麼樣，她都不明白，而且也沒法明白，雖然她整天整夜地在想着這件事……他摟着她的腰，談得那麼熱情，那麼謙虛，他在自己的住所裏走來走去，顯得那麼幸福。她呢，在一切東西里，卻只看見庸俗，愚蠢的、純粹的、叫人受不了的庸俗。他那摟着她腰的胳膊，她也覺得又硬又涼，跟鐵箍一樣。她隨時都想跑掉，痛哭一場，從窗口跳出去。安德烈·安德烈伊奇領她走進浴室，在這兒他碰了碰一個安在牆上的水龍頭，水立刻流出來了。

　　“怎麼樣？”他說，放聲大笑，“我叫人在閣樓上裝了一個水箱，可以盛一百桶水，喏，我們現在就有水用了。”

　　他們穿過院子，然後走到街上，僱了一輛出租馬車。塵土像濃重的烏雲似地飛揚起來，好像天就要下雨了。

　　“你不冷嗎？”安德烈·安德烈伊奇說，塵土吹得他眯縫着眼睛。

　　她沒答話。

　　“你記得，昨天薩沙責備我什麼事也不做，”沉默一陣以後，他說，“嗯，他的話很對，對極了！我什麼事也不做，而且也做不了。我親愛的，這是什麼緣故？就聯想到將來有一天，我也許會在額頭上戴一枚帽章，去辦公，我都會覺着那麼厭惡，這是爲什麼？爲什麼我一看見律師，或者拉丁語教師，或者市參議會委員，我就覺着那麼不自在？啊，俄羅斯母親！啊，俄羅斯母親，你至今還馱着多少遊手好閒的、毫無益處的人啊！有多少像我這樣的人壓在你身上啊，受盡痛苦的母親！”

　　他對他什麼事不做這一點，得出一個概括的結論，認爲這是時代的特徵。

　　“等我們結了婚，”他接着說，“那我們就一塊兒到鄉下去，我親愛的，我們要在那兒工作！我們給自己買下不大的一塊土地，外帶一座花園，一條河，我們要勞動，觀察生活……啊，那會多麼好！”

　　他脫掉帽子，頭髮讓風吹得飄揚起來。她呢，聽着他講話，暗自想着：“上帝啊，我要回家！上帝啊！”他們快要到家的時候，車子追上了安德烈神甫的車子。

　　“瞧，我父親來了！”安德烈·安德烈伊奇高興地說，揮動帽子，“真的，我愛我的爹，”他一面給車錢，一面說，“他是個非常好的老人。善良的老人。”

　　娜佳走進家裏，心裏覺着氣憤，身子也不舒服，心想：整個傍晚會有客人來，她得招待他們，得賠着笑臉，得聽小提琴，得聽各式各樣的廢話，而且一味地談婚禮。奶奶坐在茶炊旁邊，穿着綢衫，又華麗又神氣，她在客人面前好像總是那麼傲慢。安德烈神甫帶着他那調皮的笑容走進來。

　　“看見您玉體安康，十分快慰。”他對奶奶說，很難弄明白他是在開玩笑呢，還是在認真地說這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