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個地區正在修建鐵路。每逢假日的前夕，就有一羣羣衣衫襤褸的人在城裏走來走去，城裏人叫他們“修鐵路的”，怕他們。我常常看見衣衫襤褸的人臉上帶着血跡，頭上沒戴帽子，被人拉到警察局去，後面跟着人，手裏拿着一個茶炊或者一件不久以前洗過、現在還溼着的內衣，作爲物證。“修鐵路的”通常聚集在小酒店附近和集市上，他們喝酒，吃東西，罵下流話，碰見舉動輕佻的女人過路就吹出刺耳的呼哨聲。我們的小鋪老闆爲了給這些餓着肚子、衣衫襤褸的人開一開心，就用白酒把一條狗和一隻貓灌醉，或者在狗尾巴上拴一個空煤油桶，吹一聲口哨，那隻狗就沿着街道飛跑，鐵桶轟隆轟隆地響起來，嚇得那隻狗尖聲亂叫，以爲身後追來一個什麼怪物，一口氣遠遠地跑出城外，到了田野上，在那兒累得精疲力盡。我們城裏有幾隻狗經常發抖，尾巴夾在後腿當中，據說這些狗受不了這樣的娛樂，發瘋了。

　　火車站建築在離城五俄裏遠的地方，據說工程師爲了把鐵路修得挨近城邊而索取五萬盧布的賄賂，市政機關只同意給四萬，雙方爲那一萬鬧翻了。現在城裏人後悔了，因爲他們得修一條公路通到火車站去，據估算修這條公路破費的錢還要多。整個鐵路線上已經鋪好枕木和鋼軌，公務列車來來往往，運輸建築材料和工人。由於多爾日科夫正在造橋，全線工程便受到了耽擱，另外有些地方的車站也還沒有修好。

　　杜別奇尼亞是我們的第一個車站的名字，離城有十七俄裏遠。我是走着去的。秋播和春播的麥子沉浸在清晨的陽光裏，一片碧綠。這一帶土地平坦，草木欣欣向榮，遠處明晃地現出火車站、古墓、更遠的莊園的輪廓……到野外來是多麼好啊！我多麼希望充滿自由的感覺，哪怕只有一個早晨也好，免得去想城裏發生的事，免得去想自己的貧窮，免得去想自己的飢餓！再也沒有一種東西比強烈的飢餓感覺更妨礙我生活的了。這種感覺一出現，我的優美思想就跟蕎麥粥、牛排、煎魚的念頭古怪地摻混起來。例如現在，我一個人站在野外，擡頭看着一隻百靈鳥，它在天空中好像停在一個地方不動似的，不住聲地唱，彷彿發了歇斯底里一樣，我自己卻在想：“這時候要是能夠吃一塊抹上黃油的麪包，那該多好啊！”或者我在路邊坐下，閉着眼睛養一養神，聽着五月裏這種美妙的鬧聲，這時候我卻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滾燙的土豆的氣味。儘管我身材高大，體格強壯，平素我卻只吃得到很少的東西，因此整個白天我的主要感覺就是飢餓，也許因爲這個緣故我才深切地瞭解爲什麼那麼多的人只爲吃飯而幹活，一談話就離不開吃食這個題目吧。

　　在杜別奇尼亞，工人們正在車站內部抹牆，修建水塔上部的木樓。天氣炎熱，空中有石灰漿的氣味，工人們有氣無力地在一堆堆木片和碎磚上走來走去。老扳道員睡在自己的小屋旁邊，陽光直射到他臉上。一棵樹木也沒有。電報線發出輕微的嗡嗡聲，電報線上這兒那兒停着幾隻鷹。我也在那一堆堆土屑和碎磚上走來走去，不知道該做什麼好，於是想起我問工程師我的職務是什麼的時候他回答我的那句話：“到那兒再看吧。”可是在這個荒涼地方有什麼可看的呢？那些抹灰工人在談一個工頭，談一個名叫費多特·瓦西里耶夫的人，我聽不懂，漸漸地我覺着煩悶無聊了。這是一種生理的感覺：人感覺到自己的手，自己的腳，自己的高大身體，可又不知道拿它們怎麼辦好，也不知道該把它們擺在哪兒好。

　　我至少蹓躂了兩個鐘頭，才發現車站外面，鐵路線右邊，有一排電報線杆子，排到一俄裏半或兩俄裏以外，它的盡頭是一道白色石牆。工人說辦公處就在那邊，我終於想到那纔是我該去的地方。

　　那是個很舊的、早已荒廢的莊園。牆上的白石頭有了麻點，牆已經風化，有些地方已經坍下來了。院裏有所廂房，它那灰泥脫落的光牆面對田野，房頂生了鏽，有些地方補了一塊塊白鐵，閃閃發亮。從大門口往裏看，可以看見一個長滿雜草的大院子和一所古老的正房，窗口下了百葉窗，房頂很高，鏽得發紅。正房的左右兩邊各有一所孤零零的廂房，一所廂房的窗子上釘了板條，另一個小屋的窗子開着，小屋旁邊有一根繩子，上面晾着內衣，附近有幾條小牛走來走去。最後一根電報線杆子立在院子裏，那上面的電線通到那個廂房的窗口，廂房的一面光牆面朝田野。屋門是開着的，我走進去。一個放電報機的桌子旁邊坐着一位先生，一頭烏黑的鬈髮，穿一件帆布上衣。他皺起眉頭嚴厲地瞧着我，可是馬上笑了，說：

　　“你好，小利錢！”

　　這人是伊萬·切普拉科夫，我的中學同學，他在二年級的時候因爲吸菸而被開除了。有一年秋天我們一塊兒去捉過金翅雀、黃雀、蠟嘴雀，一清早趁我們父母還睡覺，就拿到集市上去賣。我們藏在暗處等着小羣的南飛的椋鳥飛過，用小霰彈向它們射過去，然後把受傷的鳥拾起來，有的鳥極痛苦地死去，我至今還記得它們夜裏怎樣在我的籠子裏呻吟，有些鳥復原了，我們就拿去賣掉，而且厚着臉皮對買主賭咒說這些都是雄鳥。有一回在集市上，我手裏只剩下一隻椋鳥沒有脫手，向顧客們兜售了很久，終於賣出去，可是隻賣了一個戈比。“好歹也算是得了一點小利錢！”我安慰自己說，把那個戈比藏起來，從此以後街上的男孩們和同學們就給我起了一個外號叫小利錢，就是現在偶爾也還有些小男孩和小店員開玩笑，叫我這個名字，其實除了我以外誰都不記得這個外號是怎麼來的了。

　　切普拉科夫身體不結實，胸脯很窄，傴着背，腿挺長。他的領結是用細繩扎的，根本沒穿背心，靴子比我的還糟，靴後跟都歪了。他很少眨眼睛，臉上有一種性急的神情，好像打算一把抓住什麼東西似的。他老是忙忙亂亂的。

　　“你等一等，”他往往慌張地說，“你聽我說！……咦，我剛纔說什麼來着？”

　　我們談起天來。我這才知道我現在來到的這個莊園不久以前還是切普拉科夫的產業，去年秋天才轉讓給工程師多爾日科夫。工程師認爲把錢用來買地產比買證券有利，他已經在我們這一帶地方買下三所上流社會的抵押過的莊園。在賣房的時候，切普拉科夫的母親說妥她有權利在一所廂房裏再住兩年，而且要求給她兒子在辦公處找個工作。

　　“他還有不買的！”切普拉科夫說到工程師，“光是從包工頭那兒他就拿到多少錢！他跟人人要錢！”

　　然後他帶我去吃飯，忙忙亂亂地決定我跟他兩人合住在廂房裏，我在他母親那兒搭夥食。

　　“她是個吝嗇的人，”他說，“不過她也不會問你要很多錢。”

　　他母親住着的那些小房間裏很擠，所有的房間連前堂和門道在內都堆滿傢俱，這是在賣掉莊園以後從大房子裏搬到這兒來的。這些傢俱都是用紅木做的老古董。女主人切普拉科娃是一位長得很胖、上了年紀的太太，長着中國人那種斜眼睛，坐在靠窗子的一把大圈椅上織襪子。她對我很客氣。

　　“媽媽，這人是波洛茲涅夫！”切普拉科夫介紹我說，“他將來在這兒工作。”

　　“您是貴族嗎？”她用一種古怪的、不好聽的聲調問，我覺着她喉嚨裏好像有一塊肥油在翻騰似的。

　　“是的！”我回答說。

　　“請坐。”

　　這頓飯不好吃，菜只有一種用苦奶渣做餡的餡餅和奶湯。女主人葉連娜·尼基佛羅芙娜不知怎的老是古怪地眨眼，一會兒眨這隻眼，一會兒眨那隻眼。她說話，吃東西，可是她的整個身體裏已經透出一種死亡的味道，甚至似乎隱隱透出死屍的氣息。生命在她身體裏微弱地發光，同時她心裏微弱地閃着一種感覺：她是地主太太，以前家裏有過許多農奴，她又是將軍夫人，女僕對她非尊稱“夫人”不可。每逢這些可憐的生活殘餘在她心頭亮一下，她就對兒子說：

　　“讓，你不該這樣拿刀子！”

　　要不然她就呼哧呼哧地喘氣，現出女主人打算應酬客人的那種裝模作樣的神情，對我說：

　　“您知道，我們把我們的莊園賣了。當然這是叫人惋惜的，我們在這兒住慣了，可是多爾日科夫答應要讓做杜別奇尼亞的站長了。所以我們就不必離開這兒，將來住到車站附近去，那跟住在這個莊園裏一模一樣了。工程師是個大好人！您不覺得他長得挺漂亮嗎？”

　　不久以前切普拉科夫一家還很闊綽，可是將軍死後，一切都變了。葉連娜·尼基佛羅芙娜開始跟鄰居吵架，打起官司來。管家和工人應得的錢她總不肯付足。她老是擔心遭到別人的敲詐，於是不出十年光景，杜別奇尼亞變得叫人認不得了。

　　大房子後面是一個古老的花園，如今卻變成野地，長滿雜草和灌木，一片荒涼。我穿過至今還堅固好看的露臺，隔着玻璃門可以看見裏面的房間，那兒鋪着鑲木地板，大概這是客廳，房裏有一架舊式鋼琴，牆上掛着大的紅木框的版畫，此外就什麼也沒有了。以前花壇裏的花卉至今還留存着的只有芍藥和罌粟花，它們從青草裏伸出白色的和鮮紅色的花苞。花園幽徑上長着些小槭樹和小榆樹，雖然被奶牛啃過，卻不住地往上長，互相糾纏在一起。這個花園茂茂密密，好像路也走不通似的，然而只是在房子附近才這樣，在這一帶，舊日的林蔭道兩旁，還留存着白楊、松樹、老菩提樹，至於這後面遠一點的地方，園子裏的樹木卻已經清除掉，開闢了一個刈草場，這兒已經不悶熱，也沒有蜘蛛網粘到人的嘴上和眼睛上來，倒有吹拂着的清風了。越走得遠也就越空曠，空地上已經長起櫻桃樹、李樹、枝葉茂密的蘋果樹，這些樹用棍子撐住，生着癌腫病，很難看，梨樹長得高極了，簡直叫人不相信這是梨樹。花園的這一部分已經讓我們城裏的商人租去了。有一個癡呆的鄉下人住在一個窩棚裏，看守這塊地方，防備盜賊和椋鳥。

　　花園的樹木越來越稀疏，漸漸變成一片真正的草場，順一個高坡溜下去，到了一條長滿綠色蘆葦和柳叢的河邊。在磨坊的堤壩附近是水深段，水深而魚多，那個鋪着草頂的小磨坊憤憤地送出一片嘈雜聲音，蛤蟆使勁地聒噪。水面平滑，好比一面鏡子，偶爾出現一圈圈細紋，不住顫抖，原來是河裏的蓮花被快樂的魚驚擾了。河對岸是小小的杜別奇尼亞村莊。安靜的、藍色的水引誘着人們，應允着涼爽和休息。現在這一切，水面啦，磨坊啦，舒適的河岸啦，卻都屬於工程師了！

　　隨後我的新工作開始了。我收電報，發電報，寫各種報表，把文筆不通的工頭和工長送到我們辦公室裏來的領物單、請求書、報告等一律謄寫乾淨。不過一天當中大部分時間我仍舊沒有事情做，在房間裏走來走去等電報，或者叫一個小孩守在廂房裏，我自己到花園去散步，直到孩子跑來告訴我說電報機響了纔回去。我在切普拉科娃太太那兒吃飯。肉很少見，菜都是牛奶做的，每到星期三和星期五持齋，遇到這種日子就用一種粉紅色的碟子盛菜，名叫齋食的碟子。切普拉科娃經常眨眼，這在她已經成了習慣，有她在座我總是覺着不自在。

　　這個廂房裏的工作少到不夠一個人做的，因此切普拉科夫什麼也不做，光是睡覺或者帶着槍到水邊去打鴨子。每到傍晚他總到村子裏或者車站上去灌一通酒，臨睡覺老是照一照鏡子，嚷一聲：

　　“你好，伊萬·切普拉科夫！”

　　他喝醉了酒，臉色就變得很白，老是搓着手笑，那聲音像是馬嘶：唏唏唏！他往往一時性起，脫掉衣服，光着身體在田野上跑起來。他吃蒼蠅，而且說味道有點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