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雨的、泥濘的、陰暗的秋天到了。失業的日子來了，我常常一連三天沒有事做，坐在家裏，要不然就去做各種跟油漆無關的活兒，例如去拉沙土鋪柏油路，每天掙二十個戈比。布拉戈沃醫師到彼得堡去了。姐姐沒有來找我。蘿蔔躺在家裏害病，天天料着自己要死了。

　　我的心境也像秋天。這也許是因爲我做了工人，纔看清我們這個城的生活的內幕，差不多每一天我都有所發現，這種新發現總是惹得我灰心喪氣。我那些同鄉，早先我對他們倒沒什麼意見，或者單從外表看上去顯得十分正派，現在卻露出本相，原來是些下流的、殘忍的人，什麼壞事都幹得出來。我們這些普通人受他們的欺騙，被他們剋扣工錢。他們逼得我們一連幾個鐘頭在寒冷的前堂裏或者廚房裏等着。他們侮辱我們，對待我們粗暴極了。秋天我在我們的俱樂部裏給閱覽室和兩個房間糊壁紙。我糊好每一方壁紙，他們只付給我七個戈比，可是他們吩咐我在收據上寫二十個戈比。我拒絕這樣做，那位戴着金邊眼鏡、儀表堂堂的先生（多半是俱樂部的一個主任），就對我說：

　　“要是你這壞蛋再多費話，我就打你一嘴巴。”

　　僕役小聲告訴他說我是建築師波洛茲涅夫的兒子，他纔有點發窘，臉紅了，可是他立刻又恢復原樣，說：

　　“滾他的！”

　　小鋪賣給我們工人臭肉、壞了的麪粉、泡過的茶葉。在教堂裏警察總是推搡我們，在醫院裏醫士和助理護士向我們敲詐，要是我們因爲窮而沒有給他們賄賂，他們爲了報復就拿不堪下嚥的食物給我們吃，在郵局裏就連起碼的小官兒也認爲自己有權利把我們看做牲畜一樣，對我們粗野無禮地嚷叫：“等着！你往哪兒鑽？”就連那些看家狗都對我們不客氣，特別兇惡地向我們撲過來。可是，自從我處在新的地位以後最使我吃驚的一種重大發現，就是社會上根本缺乏公平，這種情形老百姓叫做“他們忘了上帝”，很少有哪一天不遇到欺詐的事。在欺詐的人當中有賣給我們幹油的商人，有包工頭，有同事的工人，甚至有主顧本人。不消說，這裏根本談不到我們的任何權利，就連我們做工掙來的錢我們每一回都得站在黑門廊旁邊，脫下帽子，哀求很久纔拿得到，倒好像討飯似的。

　　我在俱樂部閱覽室隔壁的一個房間裏糊壁紙。傍晚我剛打算下工，工程師多爾日科夫的女兒走進這個房間裏來了，臂彎裏抱着一捆書。

　　我對她點一點頭。

　　“啊，您好！”她立刻認出我來，就對我伸過手來說，“跟您見面我很高興。”

　　她微笑着，又好奇又困惑地瞧着我的工作服、漿糊桶、攤在地板上的壁紙。我挺窘，她也覺着不自在了。

　　“請您原諒我這麼瞧着您，”她說，“人家對我談了許多關於您的話。特別是布拉戈沃醫師，他簡直迷上您了。您姐姐我也已經認識，她是個親切可愛的姑娘，可是我無論如何也沒法說得她信服：您做平民並沒有什麼可怕的地方。剛好相反，您現在成了城裏最有趣味的人了。”

　　她又看一眼漿糊桶，看一眼壁紙，接着說：

　　“我本來請求布拉戈沃醫師設法使我跟您比較親密地交個朋友，不過他分明忘了，或者沒有辦到也未可知。不管怎樣，我們總算相識了，如果您肯不拘禮節到我家裏來玩，那我會十分感激您。我真想談一談！我是個普通人，”她說，向我伸過手來，“我希望您跟我在一塊兒不會覺着拘束。我父親不在家，他到彼得堡去了。”

　　她走進閱覽室裏去了，衣服沙沙響，我呢，走回家去，很久都睡不着覺。

　　在這個缺乏歡樂的秋天，有一個好心人，顯然想多少使我的生活輕鬆一點，時而給我送來茶葉和檸檬，時而送來餅乾，時而送來烤松雞。卡爾波芙娜說這些東西每一回都是由一個兵送來的，可是究竟是誰派他來的，就不知道了。那個兵總要探問我身體是否健康，我每天是否吃到飯，我有沒有禦寒的衣服。等到嚴寒來了，那個人仍舊照這樣趁我不在，派一個兵送來一條鬆軟的毛線織的圍巾，圍巾上冒出一股柔和的、幾乎聞不出的香水氣味，我猜出我的好心的仙女是誰了。圍巾上有鈴蘭的香氣，這是安紐達·布拉戈沃所喜愛的香水氣味。

　　將近冬天，活兒多起來，大家高興多了。蘿蔔又活了，我們一塊兒在墓園的教堂裏做工，給那兒的聖像壁打好塑金的底子。這是一種又幹淨又清靜的活兒，用我們的行話來說，是一種順手的活兒。一天中間可以做出許多活兒，同時光陰過得很快，不知不覺就過去了。大家不罵街，不笑，不大聲說話。這個地點本身就使我們不得不肅靜莊重，而且它讓人生出平靜嚴肅的思想。我們站着或者坐着，專心做工，一動也不動，跟塑像一樣。四周是一片墓園裏所應有的、死氣沉沉的寂靜，因此要是有個工具掉在地上，或者長明燈的火苗發出爆聲，這些聲音聽起來就又響又刺耳，我們都回過頭去看一眼。經過長久的寂靜以後，往往可以聽見像蜜蜂飛過一般的嗡嗡聲：這是教士在門廊里正在爲去世的嬰兒做安魂祈禱，聲音很低，不慌不忙，要不然，一個畫工正在拱頂上畫鴿子和它周圍的星星，輕聲吹起口哨來，忽然醒悟過來，立刻就不出聲了。再不然蘿蔔嘆口氣，回答自己的思想說：“什麼事都會有！什麼事都會有！”或者在我們的頭上飄過一陣緩慢悲涼的鐘聲，油漆工人注意到大概有一個富足的死人擡過來了。……

　　白天我在這種寂靜裏，在教堂的幽暗裏度過。在漫長的傍晚我總是去打檯球，或者到劇院樓座去看話劇，穿一身新的花呢的衣服，那是我用做工掙來的錢買下的。阿若京家已經開始演劇，舉辦音樂會，現在卻只有蘿蔔一個人在那兒畫布景了。他給我講他在阿若京家有機會看到的話劇和戲劇亮相的情節，我就帶着嫉妒的心情聽他講。我很想去看排演，可是要到阿若京家去，我又下不了這個決心。

　　在聖誕節的一個星期以前，布拉戈沃醫師來了。我們又爭論，到傍晚總是打檯球。他打檯球的時候，脫掉上衣，解開襯衫胸前的扣子，不知什麼緣故總是極力做出嗜酒如命的人的樣子。他喝得不多，可是一喝酒就鬧起來，而且在“伏爾加”那樣便宜的下等酒館裏一個傍晚居然能夠用掉二十個盧布。

　　姐姐又常上我這兒來了。他們倆一見面總是很驚訝，可是憑姐姐的又快活又負疚的臉色看得出來這種相逢並不是出於偶然。有一天傍晚，我們在打檯球，醫師對我說：

　　“您聽我說，爲什麼您不到多爾日科娃家裏去呢？您不瞭解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她是個聰明姑娘，迷人，心地單純而厚道。”

　　我對他講起春天工程師怎樣對待我。

　　“這是廢話！”醫師笑着說，“工程師是工程師，她是她。真的，好朋友，別惹她不高興，好歹上她那兒去一趟吧。比方說，我們明天傍晚就去找她。您肯去嗎？”

　　他說動了我的心。第二天傍晚我就穿上那身新的花呢衣服，心裏很激動，到多爾日科娃家裏去了。僕役不像那天早晨我以謀事人身份到這兒來的時候那樣傲慢和可怕，傢俱也顯得不那麼豪華了。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正在等我，像老朋友那樣迎接我，友好地緊緊握住我的手。她穿一件灰色呢料的連衣裙，袖子肥大，她那種髮式等到過了一年在我們城裏流行起來的時候被大家叫做“狗耳朵”。她的頭髮從兩鬢起一直蓋到耳朵上，由於這個緣故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的臉顯得好像寬了一些，這一次我看上去，她很像她父親，她父親的臉就長得寬，緋紅，神態有點像馬車伕。她長得美麗優雅，可是不年輕了，看上去有三十歲光景，其實她至多不過二十五歲。

　　“親愛的醫師，我多麼感激他呀！”她給我讓座，說，“要不是他，您就不會到我這兒來。我悶得要死！父親走了，撇下我一個人，我不知道在這個城裏該怎麼辦好了。”

　　然後她問我目前在哪兒做工，掙多少錢，住在哪兒。

　　“您只花您做工掙來的錢嗎？”她問。

　　“是的。”

　　“幸福的人啊！”她嘆口氣說，“依我看來，生活裏的一切壞事都是由閒散，由煩悶無聊，由心靈的空虛來的。人習慣了靠別人過活的時候，這一切就不可避免了。您不要以爲我是在裝模作樣，我真心對您說：做富人是沒有趣味，也不愉快的。大家說，人都是靠不義之財去結交朋友，因爲一般說來正當的財富是沒有也不可能有的。”

　　她用嚴肅冰冷的眼光瞧一眼四周的傢俱，彷彿想把傢俱點一點數似的，接着說：

　　“舒適和安樂有一種魔力。它們能夠逐步吸引那些甚至意志堅強的人。以前父親和我過得並不富裕，簡簡單單，現在呢，您看見我們在怎樣過活。說起來駭人聽聞，”她說，聳了聳肩膀，“我們一年要花到兩萬！而且是在外省！”

　　“人們往往把舒適和安樂看做金錢和教育的不可避免的特權，”我說，“我覺得生活的安樂可以跟任什麼東西，甚至跟最繁重骯髒的勞動結合起來。您父親闊綽，可是照他說來他做過一陣機車司機，當過普通的加油工人。”

　　她微微一笑，懷疑地搖搖頭。

　　“爸爸有時候吃克瓦斯泡的麪包渣湯，”她說，“這簡直是尋開心，胡來！”

　　這時候傳來門鈴聲，她站起來。

　　“富人和受過教育的人應當跟大家一樣都做工，”她接着說，“要是有安樂的話，那就應當人人有份。任何特權都不應當有。哎，算了吧，別談哲學了。請您跟我講點快活的事吧。請您談談油漆工人。他們是什麼樣的人？可笑嗎？”

　　醫師來了。我開始講油漆工人，可是因爲不習慣而覺得拘束，就跟民族學家那樣講得嚴肅而沒有力量。醫師也講了幾個工廠工人的生活逸事。他身子搖搖晃晃，哭起來，跪下去，甚至學醉漢的樣子躺在地板上。這簡直是演員的表演，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瞧着他，笑得流出了眼淚。後來他在鋼琴那兒坐下來，用他那柔和好聽的男高音唱着，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站在旁邊，給他挑選歌曲，他唱錯的時候就糾正他。

　　“我聽說您也會唱歌？”我問。

　　“這還用問！”醫師吃驚地說，“她是個了不起的歌唱家，演員，您還要問！您說到哪兒去了！”

　　“從前我認真幹過這一行，”她回答我的問題說，“可是現在我把它丟開了。”

　　她在一個矮凳上坐下，對我們講起她在彼得堡的生活，模仿一些著名歌唱家的模樣，學她們的聲調和唱歌的姿態。她在紀念簿上畫醫師的肖像，然後畫我的肖像，畫得不好，結果把我們兩個人畫得很相像。她笑，胡鬧，做出可愛的鬼臉。她做起這些事來比談不義之財自然得多，我覺着她剛纔對我講財富和安樂彷彿不是認真地在講，而是模仿什麼人的話似的。她是個出色的喜劇演員。我暗自把她跟我們的小姐們擺在一起，就連美麗端莊的安紐達·布拉戈沃都比不上她。這兩個人的區別是很大的，好比人工培育出來的上等玫瑰和野玫瑰之間的區別一樣。

　　我們三個人一塊兒吃晚飯。醫師和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喝紅葡萄酒、香檳、加白蘭地的咖啡。他們碰杯，爲友誼，爲智慧，爲進步，爲自由乾杯。他們沒有喝醉，只是臉紅了，常常無緣無故大笑起來，笑到流出眼淚。爲了免得顯出煩悶的樣子，我也喝紅葡萄酒。

　　“那些有才能的、天資特富的人，”多爾日科娃說，“知道該怎樣生活，順着自己的道路走去。至於普通人，比方拿我來說，就什麼也不知道，什麼也不會做，他們沒有別的辦法，只能瞧着深奧的社會潮流，隨它把他們帶到什麼地方去。”

　　“難道人能瞧見根本不存在的東西嗎？”醫師問。

　　“不對。這是因爲我們看不見。”

　　“是這樣嗎？所謂社會潮流，那是新文學捏造出來的東西。我們沒有這種東西。”

　　爭論開始了。

　　“任何深奧的社會潮流，不但我們現在沒有，過去也沒有過，”醫師大聲說，“新文學捏造出來的東西多的是！它還捏造過一種在鄉村工作的知識分子，然而您就是找遍我們的村子，恐怕也只能找到一個穿着短上衣或者黑上衣的村學究，寫起‘也’字來倒會寫錯三筆。有文化的生活在我們這兒還沒開始呢。那種野蠻、那種十足的粗鄙、那種微不足道，跟五百年前一模一樣。潮流啦，思潮啦，有倒是有過，可是話說回來，那些東西都淺薄渺小，爲種種庸俗的、一個錢也不值的利益服務。難道在這兒看得見什麼嚴肅的東西嗎？要是您以爲您發現了深奧的社會潮流，您順應它而把自己的一生獻給那種把昆蟲從奴役裏解放出來或者從此不吃牛肉餅之類合乎當代風氣的工作，那麼我該給您道喜了，小姐。我們得學習，學習，再學習，至於深奧的社會潮流，我們得等一等：目前我們還沒有長大成人，談不到那種東西，憑良心說那種東西我們一點也不懂。”

　　“您不懂，我卻懂，”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說，“上帝才知道您今天是多麼乏味！”

　　“我們的任務是學習再學習，竭力積累儘量多的知識，因爲只有在有知識的地方纔會有嚴肅的社會潮流，將來人類的幸福都包藏在知識裏。爲科學乾杯啊！”

　　“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必須給我們自己安排另外一種生活了，”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沉默一陣，想了一陣以後說，“像這種一直過到現在的生活是一個錢也不值的。我們別再談它了。”

　　等到我們從她家裏出來，教堂裏已經敲兩點鐘了。

　　“您喜歡她嗎？”醫師問，“她挺好，不是嗎？”

　　聖誕節的頭一天我們在瑪麗亞·維克托羅芙娜家裏吃飯，後來在這段節日裏差不多天天到她家裏去。她那兒除了我們以外沒有外人，她說得對：她在這個城裏除了我和醫師以外連一個朋友也沒有。我們把大部分時間都用在談話上。有時候醫師隨身帶來一本書或者雜誌，大聲念給我們聽。事實上他是我生平所遇見的頭一個有學問的人。我不能判斷他的知識是不是廣博，不過他經常講出他的知識來，因爲他希望別人也知道。每逢他講到有關醫學的事，他的話總是跟我們城裏任何一個醫師都不同，給人留下一種新穎獨特的印象，我覺得只要他有意，他就會成爲一個真正的學者。他也許是當時唯一對我有重大影響的人。我跟他見面，不斷讀他拿給我的書，結果我漸漸開始感到需要知識，知識給我的缺乏歡樂的勞動充滿高尚的精神。我已經覺着奇怪，早先我竟不知道，比方說，全世界是由六十種簡單的物體構成的，不知道幹油是什麼，油漆是什麼，而且好像沒有這些知識也行了。跟醫師的結交甚至也把我從精神上提高了。我常跟他爭論，雖然我總是保留我自己的看法，可是由於他，我還是漸漸發現我並沒有把一切事情都弄明白，我就極力形成儘量明確的信念，好讓良心的指示明明白白，沒有一點含混的地方。不過這個全城最有學問最優秀的人仍舊離着完美很遠。他的風度、他那種喜歡把任何談話都變成爭論的習慣、他那好聽的男高音，甚至他那種親熱，都有點粗野，缺乏教養，每逢他脫掉上衣，只穿一件綢襯衫，或者在酒館裏丟給僕役一點賞錢的時候，我總是覺得文化到底是文化，他的心裏卻仍然有個韃靼人在活動。

　　到主顯節他又到彼得堡去了。他是早晨動身的，午飯以後姐姐來找我。她沒有脫掉皮襖和帽子，坐在那兒一聲不響，臉色很白，眼睛瞧着一個地方發呆。她一陣陣發冷，看得出她強忍着病痛。

　　“你多半感冒了。”我說。

　　她的眼睛裏滿是淚水，她站起來，去找卡爾波芙娜，沒有對我說一句話，倒好像我得罪了她似的。過了一會兒我聽見她用沉痛的責備口氣說：

　　“奶媽，我一直活到現在是爲了什麼呢？爲了什麼呢？你說說看：我豈不是糟蹋了我的青春嗎？我在一生的最好歲月裏卻只知道記賬、倒茶、數戈比、招待客人，以爲世界上再也沒有比這些更高尚的事了！奶媽，你要明白，我也有人的要求啊！我要生活，可是人家卻把我變成一個帶鑰匙的女管家。這真可怕，真可怕呀！”

　　她把一串鑰匙往門外一丟，鑰匙噹啷一響掉在我的房間裏。這些是食器櫥上的鑰匙、廚房櫃子上的鑰匙、地窖的鑰匙、茶葉匣的鑰匙，也就是當年我母親帶過的那些鑰匙。

　　“啊，哎，天吶！”老太婆害怕地說，“聖徒啊！”

　　姐姐回家去的時候，到我這兒來撿起鑰匙，說：

　　“你原諒我吧。近來我起了點古怪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