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1924年官方未举行颁奖仪式,所以也没有颁奖辞,改由霍尔斯陶穆先生为莱蒙特的得奖作品《农民们》撰写的这篇论文代替。
这本富于想像力的波兰小说是从自然主义的观点落笔的,文体也直接学自左拉,尤其是受左拉小说《大地》的刺激,但作者对这本书并不崇拜,而是愤慨。这本书对社会各阶层的描写非常刻板、粗糙而不实,但书中的故事却正是莱蒙特最熟悉而珍惜的经历。对各种生活的了解,莱蒙特都靠亲身体验,不像左拉只凭草率的新闻资料研判,去下主观的结论,他追求的是未经理论曲解过的真实。尽管如此,他的实证作风最早还是源于左拉的影响,《农民们》(1904—1909)中,左拉的影子隐约可见。它反映现实环境里的群体生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笔法上脱胎于自然主义,但体制上却是史诗的格局。
对现代人而言,从叙事作品中辨识史诗的条件是:完整的体裁、和谐而一贯的格局,以及统筹全局的气象,更重要的,还得描写受苦与奋斗的故事。在一种概念式的体裁下要表现这么多的特色,全靠我们的灵思感应,否则不易成功。原则上,动荡的情节和人物的奋斗要一步步推展开来,使它们像相激相逐的浪花,活跃于平静的文字藩篱之外,情节务必切题而不流于感伤的俗套;布局则必须明确、明亮而开阔,使出场人物都能各展所长;同时,诗的统一与和谐不可忽视。
因为现实与理想的悬殊所造成的绝望,一定要避免——史诗人物本来就不应该怕苦畏难的。另外,人物再怎么样也不可以像遭遇大难的人那样失魂落魄,他们应该随时精神焕发、生龙活虎,齐心向目标挺进。出场人物不论崇高磊落或猥琐卑微,都应该逼真生动。
这些条件,莱蒙特的《农民们》都具备了。衡情度理,现代文学是不容易在这种文体里寻求发展的,但“农人”的题材却适应了这种文体的需要。既然钟情于这种文体,作者便兢兢业业、毫不马虎,这便是本书值得推崇的地方。
作者笔下的波兰农人纯朴、率真,颇具原始面貌,这些正是史诗人物必备的条件;然而,为了特意迎合这种崇高的文体,相对的缺点也就不可避免了。这些人物很少有鲜明的个性,即使部分有值得发挥的地方,作者也都写得很含蓄。这些人物的英雄形象表现在自律和责任上,在集体意识的笼罩下,个人思想并不十分突出。全书中,我们所看到的生命意识是村人对共同土地的维护,而非对私人财产的偏心。至于妇女的刻画,也并没有很特殊的意义,像汉卡的殷勤柔顺,都只是村人共有的责任感之一而已。
在这块流水萦绕的低地上生存的农人,似乎也没有什么明确和冷静的道德准绳,他们像风中的芦苇,风吹来就低头,火来时就燃烧,热情所及,难以自制。远古以来,他们就得和那些占有这块土地的人争斗,因为这是他们生命的凭依。等到有一天,外来的主人给他们耕作,却不给他们主权时,他们一度也会消沉而认命,可是在不可避免的焦虑中,却也会采取强硬的手段,但他们的手段并不足以争回自己的面子——他们的面子里是含有一点虚荣心的,这种虚荣心脆弱得支撑不住人性的尊严。说来,他们的举止实在和小孩子一样天真——他们原本就是率直而敏感的一群,也因为这种性格,才使得故事更有趣。另外,这些人强烈的想像力很令我们好奇,这种想像力成为他们贫穷而脆弱的生活中的一扇窗子,能闪现出温婉而美好的梦境。
书中,作者巧妙地安排了一座值得他们去爱、去奉献和尊敬的教堂,使他们有了救赎和再生的希望,这些,使全篇充满诗的气氛。
美中不足的是,他没有在书中显露史诗英雄所需要的光华。这种题材想提供特殊的英雄造型,本是不太容易的。书中人物的英雄气概只有表现在他们对土地那份深刻的执著上,土地给了他们生命,也提供了大自然的力量,作为挑战的对象。就全书的章法而言,史诗的气象是无可争议的,它用秋、冬、春、夏等季节的对立和均衡来暗示对生命的礼赞,当岁月在人世的浮沉里流逝的时候,这些现象在我们的心灵里仍然是历久弥新的——类似的情节不断在重复,每次重复都有它特殊的意义。
这本小说由于情节繁琐,很容易流于沉闷或单调,由于作者手法高明,不断在题材上寻求突破与变化,才使其得以保持清新的格调、色彩的均衡与周全,维持了风格的统一;而个性的塑造,也都能在特定的情节中发挥作用,生动的写实精神,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可能的话,女主角雅歌娜是个例外,她的造型比较富于象征意味,但这个象征也只是诗篇的必然设计。本质上,这是一篇描写波兰乡土和农村妇女的杰作,所有自然界的魔力、农人盲目的工作欲、温驯和想像力、美的渴求,加上些微的懒散,一切正面和反面,一切繁华醉人的和种种被乱世糟蹋了的美德,都毫不保留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她既是农人各种缺陷的化身,也是人性中多姿而光辉的代表,她简直是书中的悲剧女主角了——书中的悲剧气氛经营,作者是没有丝毫放松过的。
总而言之,这部史诗型的小说是由高妙的艺术手法写成的,它是那么有力、那么真实,所以我们敢于肯定它的长久价值,不论在波兰文学,或在所有想像性的作品范畴内,都会留下优秀而值得纪念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