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当我在小学读书的时候，北京城里的满族人和汉族人虽然都说北京话，可是稍有不同。举一个例子：汉族人管祖母叫奶奶，满族人却管祖母叫太太，而管母亲叫奶奶。在那个年月，汉满两族的感情本不很好，而语言的不完全一致更加深了彼此的歧视。
后来，我入了中学。同学中常常闹意见，吵架拌嘴。主要的又是语言作怪。大家的口音不一致，词汇不一致，这就产生了偏见和误会。一来二去，四五十个同班的学友就按语音的不同分成了几个小集团。
以小见大，由前边举的两个例子可以推想到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语言的统一或分歧实在是一件关系着国家、民族团结和兴亡的大事。
再举一个相反的例子：二十多年前，我去到新加坡教书。我心中非常不安。我既不会讲广东话，也不会讲福建话。到了那里，我怎么办呢？可是，我没有遇到一点困难。因为那里的中、小学教师全是说普通话的，所以连小学学生都能听懂我的话，更不用说中学了。这使我在学校里像在家里一样，师生的感情非常的好。感谢普通话，它使我在国外得到温暖，完成了教学的任务，它使我们远离祖国的侨胞一天比一天团结得更好！这也证明推广普通话是可以行得通的。
我说我热烈地拥护大力推行民族共同语，前面所举的反正两种实例会使我不说假话！
我是个职业的作家。为证明我拥护推行民族共同语，我愿从运用语言上尽到我的力量，有助于这个运动的顺利进行。我决定：
（一）少用土语方言。在我以前的作品里，我的确是用了普通话，这是我的好处。可是，我也有缺点：爱用北京土话。原因是我以为某些土语的表现力强。事实证明，我以为表现力强的话语别人却不懂，不懂还有什么表现力可言呢？文艺作品本是为教育人民的，可是因为土话太多，剧本没人上演，小说读不明白，岂不是弄巧成拙，反倒减少了宣传教育的效用么？
这可并非是说摒弃一切土语方言，我应当：
（二）选择地运用土语：这就是说，我不再随便乱用我所熟悉的土语，而要经过考虑，把真值得保存的保存下来，丰富我们的语言。这是运用土语，洗炼土语，而不是像我在从前那样，卖弄和偷懒。卖弄自己会写地道北京话会忽略了为群众服务。一本作品是希望广大群众能读、能懂，得到好处的。所谓偷懒，就是大笔一挥，不加思索，只管自己写着痛快，不管别人懂不懂。只有明白了推行普通话的重要，卖弄与偷懒才会得到矫正。这样矫正也并非要因陋就简，只写些呆板的话语，千篇一律的文章。不是这样。我们必须：
（三）创造语言：我相信普通话有很大的潜力，等待作家们来发掘。看，“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字够多么通俗，又多么富于表现力啊！我们是应当这样创造，不是标奇立异，令人感到高深莫测，越读越胡涂。我们能够，也应该，从大家都能明白的语言中出奇制胜，使人既能懂，又喜爱。能这样创造，就不必担心受到普通话的限制。从普通话里创造出文学语言才是作家的责任与本领。我愿意这样做。
说的对不对，请代表们批评。
原载1955年10月26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