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段先生在世的时候，可惜，我没有得到多亲近他的机会！但是，由几次晤谈中他所给我的印象，和由朋友们所告诉我关于他的言行，使我可以这么说：段先生在做一件有益于别人的事情的时候，他是抱着宗教家那样的热心，和艺术家在创作时那样的深思苦虑的。他并不只去不慌不忙的做一件事，而是抱着最大的信心把自己的身体，心思，完全献给那件事。为一件事，他可以倾家破产，可以日夜不辍的思虑和操劳。并且可以牺牲了性命！

　　且不提先生在抗战前的事迹吧。在抗战后，他看见了伤兵，马上也就看到伤兵的问题。首先想到如何输运伤兵的使伤兵少受点罪的是他；首先想到如何给荣誉军人以职业的是他。最后，为教育伤兵，积劳成疾，他殉了职。

　　在像英美那样的国家里，诸事都上了轨道，对于战争中的一切问题，差不多只须就着成规加以改善，便能日新月异，以适应时代所需。在中国，战争中和抗战胜利后的一切问题，都是且战且想，并无成规定法可循。伤兵问题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我们必须自己去想去做，因为别国的成法不能一经抄来便完全适用。而中国人的积习又一向是敷衍“官差”，把任何一件重要的事都当作差事做，于是问题遂不成问题，而事情乃一塌糊涂。于此，我们想到段先生的伟大。他不去抄袭别人的办法，而自己用脑子去想那最适于我们的方式。他决不敷衍，他的事业便是他的宗教。他的理智与感情都紧紧的缠绕在事业上，教事业与他的心血混合在一起，成为事业就是他，他就是事业。在抗战中与抗战后，我们都需要这样的人！段先生不幸已与我们长辞，可是我们相信他的精神会变成对抗建有责的一切人的灵魂与楷模。这，恐怕是我们今天纪念他的最大的意义吧！

原载1944年7月9日重庆《时事新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