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我遇到了许多文艺界的朋友。这大概就是我舍不得武汉的最大的原因吧。我不喜群，而爱朋友；正如我不爱武汉，而舍不得走开。这小小的矛盾，很奇怪，在心中并没有什么说不通的地方；情绪生活的力量大概会把理智杀退，而使生命中积起些小山浅谷的。
不单单是遇见了些位文艺界的朋友，这些位朋友还组织起抗敌协会来。有了组织，有了事作，交情而外，更添上为同一目的而工作的一点远大的宝贵的企图与互相策励。在这个组织中，我稍微尽了一点力量。尽力所获得的报酬只是快乐，假若没有什么足以破坏了快乐的私心。我自信没有私心，也相信别人没有私心，喜悦的面孔，亲热的握手，恳切的交谈，就都成了大家的安慰与欣喜。在抗战中，能尽些力，能取得些这样的快活，啊，武汉，我应感谢你给我这美好的机会；我怎肯离开你与这些朋友呢！
可是，“文协”既是全国性的，就不便单单的在武汉工作。于是理事会决定，总会暂迁重庆。我必须跟了会走。到重庆，自己的衣食住全无办法，然而这值不得考虑。会中托我到哪里，派我作什么，我只有遵命，没有别的好说。船票呢，还没有买到：我可也不慌。能到重庆去办事，很好；去不成，而守在武汉，也好。为会务，我并不预先对重庆有什么反感。为私情，我多住武汉几日也不错。这种无所不可的心情，却不是完全清静无为，随遇而安；它也不是一味伤感，略近于失败主义者的彷徨歧路，不是。我深信武汉不亡，所以不肯走。及至到非走不可的时候，我的恋恋不舍是纯粹出于爱恋，像离别妻子似的，虽准相信她安全，而仍有所不忍。
我还没有找到船，但是会中已教我入川，我就把自己放在命令之下，作为我是已经上了船的样子，而向武汉与众朋友告别。
留在武汉的朋友们，努力作“文协”托给你们的事。我们已经团结起来，我们在过去数月中没闹过意见；那么就更努力吧，更亲密吧。你们用不着我来嘱托，可是我必须道出我的心腹话，为“文协”，我们什么也可以牺牲；牺牲了自己的成见是必须的，也或者是容易办到的，只要你肯牺牲。至于我自己，我没有什么办事的能力，没有什么智慧，我只相信在大家精诚团结之下，颇可以生点傻力气。我只能在大家的指导下，抱着成功的希望。我自己愿尽可能的除掉个人的成见，以大公无私的心，尽我那点为团体服务的力。就是这样吧，朋友们，再见！
原载1938年7月30日《抗战文艺》第二卷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