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又到了，我却不能再把泪滴在酒中，再使酒麻醉了泪腺，我必须戒酒。去岁十月我去割治盲肠的时候，医生发现了我的胃也有毛病。他嘱咐我：“从此要滴酒莫饮！”
既不饮酒，就没法浇灭了忧思，那么，思前想后也就成为必不可免的了。不过，我们丢去的一寸光阴便成为一寸的历史；紧自想过去的事又有什么好处呢？把握住当时才能创造历史，失了创作的火力的才把自己浸沉在记忆中；即记忆都是甜美的，也不过只供我们自怜自慰而已。因此，我们还是勇敢的去想一想明天吧；失去明天便是死灭呀！
无论怎样说吧，我决定戒酒。从三十三年的元旦起，直到我离开这个世界，我希望永远与酒绝缘。酒曾经是我的好友，而不是益友。我想，我若疏远了它，绝不是什么吃亏的事。酒和鸦片，据一般的推断，都能使文思茂发。可是我知道英国的大诗人辜拉累芝是断送在鸦片上的；因为他嗜烟，所以他后半世没有能写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来。烟是毁人的。它使人懒惰，因循，衰弱，怎能又教人辛勤的，竭尽心力的写文章呢？身体好的，脑子才健康，我不信鸦片烟鬼——就是鬼——会写出健康的作品来。
对于酒，我有亲身的经验。喝罢，闹酒疯，乱说话等等毛病，且不在话下；它最害人处是使脑子迟钝。它帮助我们变为愚蠢疯狂，而并不能给我们一百篇诗。喝了酒，我们不是瞎闹，便是闷睡，酒不使我们清醒细腻。也许偶然的在喝酒后，我们能得到一半句好得出奇的诗；可是我们绝不能在醉中写出有头有尾的一部小说或剧本来。酒使我的脑子混乱，而文艺作品须要极仔细的安排。酒能硬化了我们的血管，把神经变成一把钝刀。我们所需要的是脑子的充分活动，与神经的最细微的妙用。
从一个文艺工作者来设想，戒酒不能不算作一件重要的事。我希望能坚持到底，不教它再含着笑来毒害我！
去年夏初，家属有来渝之议，我随与燕京大学梅贻宝先生约定：假若家属路过成都，我便到成都去接他们。燕大帮我找房安家，我便给燕大教一点功课。家属在秋间果然来了，可是没有过成都，因为由宝鸡到重庆是有直达车的。我呢，又赶上刚刚割去盲肠，也不敢走远路；于是，到燕大教书之议遂难实现。
在家属来到以前，我已听说存在济南的书籍与东西，全被敌人劫去。家属到渝，证明此话不虚。我存的没有什么善本的珍贵书籍，可是它们很能帮助我去在大学教两三门功课，而不至在课堂上张不开口。既失去这些法宝，我也就无从显露神通，此后还只好凭写作挣饭吃。倘若我能有那点书籍在手中，即使不去教书，我也还能有差不多二百万元的财产——书籍在今天是多么贵重的东西呀！书籍既失，我成为真正的穷光蛋，连教书的路子也就断绝了。不过，也好！多诌些小说与剧本也还非坏事！打算从元旦起，开始写以北平为背景的一篇小说，至少要写二十万字以上了。字数多并不就是好，不过略以表现苦干的精神而已。在抗战中，忍得苦的，才算是好汉，别人怎样，我不敢乱说；我知道吃苦是当然的，就先由自己去作起！
在这里，我向发了财的人们敬祝，多多发财，而希望自己和儿女们也不至于饿死！一年之计在于春，咱穷人只好做个穷打算吧！
原载1944年1月1日重庆《扫荡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