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散文集  住在北京

  老北京的伟大标志还在。布局的协调雄伟、城墙、海子、皇宫和寺庙的建筑奇迹仍然保存着。远离喧嚣的大街的谧静也还没变,这正是这座城市巨大的魅力所在,这种谧静只是被鸟鸣、童音和树叶的簌簌作响所打破。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新北京和老北京又大不相同。

  我不想在这里描述更明显的变化,那些变化也改变了世界历史。对那些变化,人们已经了解得够清楚了。我想说的是这座城市为普通百姓进行的改造——是这些老百姓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建成了北京,如今他们成了北京的主人。

  首先,如今考虑的是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的健康和舒适。以前的政府修马路、安电灯、装水管,只是为了方便有钱人。在过去的三年里,人民自己的政府把这类事集中在原先最穷、最没人管的地段。

  解放前,只有百分之四十的北京人有自来水。现在百分之八十的人用上了自来水。旧日里,水不煮开是不能喝的,现在一拧开水龙头就可以喝,喝下去不会生病。至于电灯,城里街道上新装的电线杆数也数不清。更重要的是,新电线杆都装在以前谁都认为不值得有路灯的地方。

  北京是个美丽的城市。但是过去城里又脏又不卫生。现在可变喽!解放军刚一进城时,头一件事就是运走多年堆积起来的上万吨的垃圾。单单一九五○年一年,就清理和修复了一百六十四里地的下水道,新修的还有五十一里半。北京城里的街道居民都组织了起来,在他们的帮助下,没有人在街上乱扔东西。连算作北京一景的热闹的天桥露天市场,原先那儿出名的脏,现在简直一尘不染了。北京的居民骄傲地说:“我们既然能把天桥清理得干干净净,我们就能把哪儿都搞干净。”


夏天的奇迹


  原先北京一到热天,到处都是苍蝇、蚊子和别的虫子。可是一九五二年的夏天,北京的副市长吴晗亲自视察了四个主要的城区市场,连一个苍蝇都没看见。很多居民整个夏天也没在家里看见一个苍蝇,而且晚上用不着挂蚊帐了。对公共卫生来说,这可不能算是小事。好几种过去常得的肠胃传染病,现在已经不多见了。疟疾也是这样。老百姓,特别是小孩子舒舒服服过夏天,没有苍蝇叮、蚊子咬,不必受罪和着急上火。

  北京有一家报纸回忆说,国民党时期的一位市长也想让城里没苍蝇。他找来几位卫生专家一商量,大家都报告说,除非中国实现了高度工业化,不然这种事就别想。那位市长面对“有学问”的意见,只好作罢。但是解放以来,人民群众学会了做“不可能的事”。中国还没有工业化,可是北京已经没什么苍蝇蚊子了。

  在一个没有实现工业化的环境里求整洁,不用说,是很难的。可是通过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好多事情都办成了。政府清除河湖里上百万立方米的淤泥。孳生蚊子的污水坑不见了,修成了下水道。院子里的水桶、洗衣盆和盆盆罐罐,不用的时候全都倒过来扣着。倒脏土的车翻了一番。杂草拔掉了,湿墙根撒上了石灰,树窟窿堵死了。骡马车不装马粪兜不准上街。最重要的是把人民群众都动员起来,苍蝇蚊虫一出现,立刻就消灭掉。事情就是这样办的。

荒地变成公园


  与此同时,原先臭气熏天的池塘和水坑成了新的娱乐场所。长期无人过问的什刹海,如今成了市游泳池和让人开心的划船的水面。陶然亭早先是诗人常去的风景胜地,后来毁弃成了一片危害健康的烂泥潭,今年夏天开始挖掘那里,北京人又要有一处公共游戏场和游泳池了。一处周长八里多的新湖已经初具规模。湖中有一个小岛。从湖里挖出的淤泥在岸上堆成小山,登上山顶可以看到全城的主要标志。陶然亭是与龙潭湖一起开辟的九处荒地之一,将来是南城公园的一部分,整座公园要有体育场、文化宫和别的便利条件。

  修建下水道和开辟公园的巨大工程虽然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但并不是北京城里仅有的市政工程。让劳动人民住进比较好的、比较现代化的居民楼的修建工程已经开工。三处居民区已经完工。别处的工程也正在进行。

  北京的古建筑也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其中就有喇嘛庙雍和宫,由政府出资做了彻底翻修。这一处佛门重地中的和尚喇嘛像以往一样从事着佛事。在我们新中国有宗教信仰的充分自由。

街道民主


  这些都是北京外观上发生变化的例子。老百姓又有什么变化呢?

  首先,我要提一提妇女的活动。家庭妇女大概是我们居民中最伟大的力量了。她们不再关在家中不出门,而是参加了街道上的工作。比如说,在我那篇《胡同》里有一位方大妈,她常到我们院子里检查,看看是不是一切都干干净净。她给我们讲开会和别的有意思的事,布置预防各种疾病的接种注射,还为有需要的邻居找人帮忙。

  男人们也都很忙。每天都有不同的一伙身体好的人,自愿打扫胡同。

  上年纪的人同样闲不住。他们发放退休金和政府慰劳军属或在朝鲜的志愿军家属的食品和津贴。

  有意思的是,在我们争当最清洁的院子的竞赛中,仍然住得挺挤的比较穷苦的人家倒比富裕些的家庭成绩更好。简直到处都是这样,反映了北京的劳动人民新的自豪感。

  我在一些美国报刊上看到,他们说我们是“警察国家”。我们当然有警察,但是他们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人民为他们服务。各种会议上都有派出所的民警,他们和大家商量改进工作的事。不仅如此,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中,他们号召所有的人给他们提意见!居民开会把心里的不满意说出来,民警就得站起来,做出解释,如果意见提得有理,还要做出检讨。

  经过“三反”和“五反”之后,北京举行了选举。每条胡同都开大会选代表。然后街道上再开会,把各街巷提名的男女候选人加以比较,挑出大家普遍赞成的人。再在更大的范围内和更高的层次上照这样的程序重复下去,这样就产生了参加北京人民代表会议的候选人。

  除去按地区以外,不同的行业也推举自己的候选人。我是个剧作家,经常和城里的男女演员们打交道,知道他们通过参加全行业选举大会的五十五名代表提出了五名候选人。这种两条线的选举代表办法并不违反“一人一票”的原则。因为我属于戏剧工作者的选举区,就不在街道上投票,而我的夫人则在住处参加选举。

  一位代表当选之后都做些什么呢?他和他的选民保持密切联系,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比如说,流动演出的演员们要求政府为他们的子女建立学校,还要准备特殊设备以便运送他们的演出服装和道具。胡同里的居民则要求更多的路灯、修路和消灭有害的东西这类事情。如果街道上有人丧失了工作能力或得了病,代表就要安慰他或催他去看病。一个街道积极分子能为他们邻居做很多事,他要是不主动,下次就会落选。一句话,没有人待人不友好,也不再被人遗忘了。人人在政府中都有代表,都有人为他的事情操心。

  不用说,老百姓非常喜欢这个制度,而这个制度自然极大地改变了生活。比如说,人们现在对食物能够信得过了。所有的熟食都是在洁净的条件下做好的,而且在出货的时候都要罩好,不落尘土。每个小贩都得出示经营牌照的号码,如果卖出了不好的食物,就可以很容易找到他。价格是固定的;用不着讨价还价;每卖出一样东西,都要开发票,多要了钱就得做出答复。在街上已经听不到吵嘴拌架的声音了。

  老百姓想受教育而且正在得到这种机会。除去建立了更多的学校之外,所有的街道都成立了夜校班。市人民政府决定三年之内消除城区里的文盲。为了不落伍于时代,人们自己组织起来在公共场所或邻居中有收音机的人的家里收听重要的电台广播,同时那些十几岁的孩子还在固定时间给仍然不识字的居民读报纸。我那个十六岁的儿子一周就要给人读好几次。这并不是说,年轻人就没有他们的乐趣了。他们总是忙个不停,而且也比过去健康多了——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参加一些体育活动。

未来的规划


  将来怎么样呢?城市的全面规划还没有制订出来,但有些事情已经明确了。我们日益拥有更多的自来水、电力、市政服务、学校。到处都在植树,在空地上要种满花草。工厂要迁到城外,大学也要搬到郊区,要比有些大学现在还不得不忍受着挤在城里有更开阔的校园。城市的九个区现在决定并成七个。城区和郊区的差别将要缩到最小,因为每个区都要有一个行政中心,一些花园、影院、剧场,一座大型学校和一家大百货公司。北京将成为人们居住的更美更好的城市。

  我们的首都结合了中国的老传统和新变化。从外地来京的所有的人大概都会说:“这是适合毛主席的地方。”人民群众都说,毛主席给大家带来了福气。我们过去所说的“穷人”对这一点体会最多。

原载1952年《中国建设》(英文版)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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