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0月7日在批判刘绍棠大会上的发言

　　青年发表作品是好事。没有青年作家的社会，不会是可爱的社会。国民党杀害许多青年作家，所以国民党极其可恨。青年作家给文艺带来青春。青年作家是文艺发展的希望所在。没有青年作家的花园必会不久变为荒地。没有儿女的夫妇，在旧社会里叫作老绝户；在新社会里，这已不是什么可发愁的事。但是，没有青年作家，使作家协会成了老绝户，的确是严重的问题。

　　青年发表作品也可能是不好的事，假若这叫青年变得趾高气扬，目空一世，什么地方都摆不下他，最后只好排在右派分子的队伍里！

　　青年发表作品，这么看来，有好处，也可能有坏处。这就要看青年作家的态度如何了。热爱社会主义的青年作家，知道怎么自重；不热爱社会主义的，会自暴自弃。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一个青年而想发表作品，真是千难万难的事。一个无名的青年，连个代理人也找不到，没有代理人而想卖稿子，只能到处碰壁。在我们的社会里呢，编辑部退还青年的稿子而没给注上意见，青年就来信质问。我们的社会制度的优越，使青年发表作品没有很大的困难。青年作家应当认清这一点，从而热爱我们的社会制度。这么一来，我们就会越发自重，努力进修。反之，看见自己的稿子发表出来，而完全归功于自己的天才，就不但不感谢我们的好制度，和领导我们培养我们的党，反而一来二去会不满意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了。

　　在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出版事业由资本家操纵，不知埋没了多少有天才的青年。在我们的社会里，文艺事业是由党领导的，每一个天才幼苗都得到雨露的滋润，希望它开花结果。我们的青年作家幸福呢？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青年作家幸福呢？我请在座的青年自己判断。

　　社会制度不同，对作家的要求也就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版家，要求作家给他赚钱。社会主义国家要求作家为人民服务。对作家的要求不同，作家们的前途也就不同。在资本主义国家，作家既是资本家的摇钱树，他就只有两条路好走，一条是按照自己的思想去创作，不听出版家的指挥，宁可饿死，也不低头。走这条路的也就真有饿死的，他们的著作永远没有印出来过。另一条路是按照出版家的意思和市场的需要去创作。这种作品跟西洋妇女的帽子一样，力求花样翻新，过几天便被扔掉。作品成为商品，作家只好放弃理想，但求多卖，不管提高。

　　在咱们的社会制度下，对作家的要求既是为人民服务，作家就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因此，作家因艺术的实践，必定时时严格要求自己，在艺术上与思想上有所进步。这样，社会主义制度对作家的要求恰好足以使作家逐步提高，有出息的作家会逐渐成为有最崇高理想的思想家与艺术家。

　　这两种要求与其结果，哪个好哪个坏，我也请朋友们自己判断。

　　在这里，我要补充一点：也许有人要问，资本主义国家对作家的要求既是那样，为什么也出现相当好的作品呢？这须由两方面回答：一方面是假若那些能够写出相当好的作品的作家而能得到更多的、像我们所能得到的鼓励与领导，他们的成就，特别是在思想上，一定会更大一些。可惜，他们所得到的不是领导与鼓励，而是出版家与代理人等的控制与剥削，他们的才能便受到限制，不能尽量发挥。他们的思想是混乱的，有时候进步，有时候后退，不能始终一致，坚持真理。他们的社会制度限制住他们的发展。另一方面，他们的相当好的作品，虽然不尽合乎出版家的要求，可是估计可能受到人民的喜爱，出版家也就不能不看在利润的面上印行他们的作品。

　　由上面这点补充就可以看出来谁有自由，谁没有自由。文艺界右派分子以为我们没有创作自由。我要问：是被资本家控制着剥削着的作家才算有自由吗？是因为迎合出版家与代理人的趣味，而写些不三不四的恋爱或侦探故事以求一饱的作家才算有自由吗？是写作了一辈子，也不敢说一句比较进步的话的作家才算有自由吗？假若这算自由，自由这个高贵的名词便一文不值了。争取这样自由的作家难道不是胡涂虫么？

　　右派分子会说：不，不是争取这种自由，而是争取作家爱写什么就写什么。看，资本主义国家出的文艺作品多么花哨呀。好，让我们看看怎么花哨吧。以美国来说，销路最广的作品大约有三种：恋爱小说，侦探小说和电影故事。恋爱小说大多数只写到结婚为止，因为结婚以后，问题就太实际，不那么浪漫了。侦探小说呢，谁都知道，只凭一点技巧，故作疑阵，在末一页才说出来杀人的或偷东西的是谁。电影故事就更无须解释，知道好莱坞多数的电影是怎样荒唐无稽，就晓得电影故事有什么文艺价值了。这三种“作品”几乎完全没有什么思想。“创作”这些故事的人有的作一辈子“无名英雄”，大量生产，报酬极低，出版家连他们的姓名都不给印在书上。他们不是作家，而是机器。花哨吗？太单调了，太浅薄了，太残酷了！

　　花哨吗？在美国，右派分子所崇拜的美国，诗是没有出路的。剧本的人物极少，一个景，两个半钟头能够演完，才有人投资演出。演出成功了，剧本才能印出来，否则全无出路。看看我们的诗刊诗集吧，看看我们印出来的剧本吧，看看我们的人多景多的《万水千山》和满台都是绣花服装，灿烂如锦的《群英会》吧！谁花哨？谁肯为文艺花钱？用不着我说了吧！

　　右派分子还有话说，可是不便说出来，一说出来就露了尾巴。他们要说的是，人家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家不必都写社会主义。是呀，这就是右派分子所羡慕的。他们渴望我们作家少说点社会主义，而多说点资本主义的话。他们以为作家们多说些资本主义就证明创作有了自由。这像话吗？让我们辩论辩论吧：

　　我们全国人民是在建设社会主义，而作家要宣传资本主义，行不行呢？吃着人民供给的米面，而诱惑人民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作家呢，还是汉奸呢？假若人民给作家这种吃里爬外的自由，人民不久就会失去自己的自由。人民不会这么傻。

　　有人也许说，我不反对社会主义，可是要求思想放宽一些。这还是不像话。思想放宽一些？难道还有比社会主义更高更好的思想？若是没有，为什么不去宣传最高最好的思想，而要求放宽一些呢？难道人民需要我们宣传一贯道？

　　不，不是要宣传一贯道。是说：思想太一致了，文艺作品就太单调。我们说：为了六亿人民齐心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我们需要共同的思想。因此，我们过去所作的宣传不是太多了，而是很不够。至于作品单调不单调，就看作家的生活够不够丰富了。在社会主义伟大的建设里，惊心动魄的事情每天有，到处有，可惜作家们不知道，或知道得不深刻，于是就只写了些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这一点也不能怪社会主义思想和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刚才我提到的那些美国恋爱小说等净是些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足见不深入生活，在哪里也写不出好作品来。我们人民的生活，因为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是新鲜的，活泼的，丰富多彩的。我们没能很好地反映这种清新可爱的生活，应当惭愧，而绝对不该说这是思想一致的结果。

　　有的青年作家读了几本西洋的文艺名著，就怀疑社会主义了，以为社会主义不会产生伟大作品。这非常的不像话。假若有人看见诸葛亮坐的四轮车，而说我们不该制造汽车，我们必定说他愚蠢。同样地，前一时代的伟大作品并不限制后一代产生另一种伟大作品。四轮车解决诸葛亮的问题，汽车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是社会主义的作家，就该写出社会主义的好作品。这才是我们应有的骄傲与责任感。伟大作品并不专产生在某一时代。我们的时代应有我们自己的伟大作品。我们的时代的确会产生伟大作品，因为历史上没有过一回，像我们的党与政府这样爱护作家，重视文艺的。

　　古代希腊悲剧里表现了什么儿子娶了妈妈的故事，难道我们就也放下劳动英雄的事迹，而也去硬造出一个儿子娶妈妈的故事么？天下哪有这样胡涂的作家！

　　我们应当学习古典文艺，但绝对不是照抄内容，更不能说因为古代生活比今天的好，所以才产生了古典杰作。我们今天的作品的确还不都优秀，这恰好应当使我们更奋发努力，立志写出更好的作品来。我们自己不努力前进，而只抱着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落泪，我们便也快成了悲剧！

　　青年朋友们，请不必先想会不会成为莎士比亚，要紧的是去工作。只要你们肯热爱劳动，肯热爱社会主义，肯热爱人民，同人民在一起生活，一起奋斗，你们一定会写出优秀的作品来。假若你们真成为莎士比亚，也是社会主义的莎士比亚。不肯吃苦，不肯工作，你们就只会唧唧咕咕，除了浪费大好时光，别无好处。

　　我愿热诚地鼓舞你们，因为我自己没有写出过好作品来。社会主义的作家应当彼此鼓励，彼此竞赛，而不应当嫉妒，我切盼你们的成就比我的大出多少倍！我愿鼓舞你们，你们可不该以才子自居，一个以才子自居的也许会使十个青年堕落腐化，不但毁了自己，还连累了别人。我刚刚在《北京文艺》上发表了一篇《论才子》，假若你们愿意，可以看一看，我就不多耽误大家的时间再说一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