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是宝贵的。多少多少年代的经验积累才能成为传统。于是，某些人把传统看成独一无二的珍宝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可也就容易限制发展，排斥创造，不可不辨。尊重传统一旦变为凡是老的就是好的，把陈谷子烂芝麻也视如珍宝，一定会出危险。这会使艺术停止发展，走入绝径！

　　在反右派斗争中，我们看见北京国画界徐燕荪等人，就是打着尊重传统的旗号，暗中进行独霸画界的阴谋。对凡是有些创造性的，他们都斥之为邪魔外道，尽情打击。事实上，我们传统的山水画，已有不另辟途径即走到绝路的危险。我们的人物画也必须“输血”，因为它一向是国画中薄弱的一环。可是徐燕荪之流不许任何人作任何新的尝试。他们把自己所掌握了的一点老技巧视为优良传统的全部。于是，在他们眼中，一切大胆的创造都是“罪恶”。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用最大的力气拦阻国画向前发展。

　　右派分子张伯驹，对戏曲也抱定凡是老的就是好的那个态度，根本反对戏曲改革。戏曲与绘画不同，多数绘画是个人的作品；流传下来的地方戏曲则多半是随演随改，不知改过多少次。这样，统治阶级的思想，群众的要求，演员的创造，与某些低级趣味，便都随时随地迫使戏曲有所增删修改，也就使戏曲里面含有好东西，也有坏东西，并非都是纯金完璧。我们的剧改方针，即是保存精华，去其糟粕，这是完全正确的。

　　在文学方面，对传统的看法更不一致。有的右派分子读过几本莎士比亚的著作，便以为莎士比亚是一切文学的总传统。有的会写旧体诗，便以为旧体诗是唯一的传统。他们所尊为传统者虽殊，但在凡是老的就是好的这一点上，态度完全一致。他们不许文学有任何发展，也就不喜欢一切新的作品。

　　他们本来缺乏对新事物的敏锐感觉，应当自惭，可是他们反倒有一种优越感，觉得自己是专家、学者，真懂得文学传统，且以传统保卫者自居。于是，在他们的眼中，“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只是破坏了传统，别无好处。在他们看，新文学的创作是一种“罪恶”。

　　谈到解放后的文学作品，他们就更连连摇头了。从形式与语言上说，他们已感到今不如昔；况且，那些作品在内容上，又反映了社会主义的现实呢。他们厌恶革命，反对社会主义。因此，从形式上与内容上，他们都反对新的文学作品。

　　这种人并不一定阅读新作品。虽然不曾读过，他们却会断定因为那些作品不值得一读，所以他们才不去浪费时间。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很荒唐，可是有的人的确这么盲目地反对新作品和新事物。对新的东西，他们往往不肯去看，就先加以否定。他们的主观愿望就是新东西一定不好，千万别出新的好东西！

　　这种人中也有读过一两本新作品的。读完了便感慨系之，说今不如昔。他们觉得：一、文字看不惯，因为不像他们所熟悉的陈词滥调。二、结构看不惯，因为不像他们所熟悉的旧套子。最后，也是最要紧的：三、作品中所描写的都是他们所不习惯的，或不利于他们的。他们的兴趣是读些才子佳人的故事，甚至于色情的故事。他们也愿意看到“英雄”——个人如何挣扎，终于名成利就，显亲扬名。“英雄”若不能高官得作，骏马得骑，也可以成为剑侠，能够口吐白气，斩掉千里以外的人头，尽“自我扩张”之能事。可惜，在新作品里，没有这些东西，他们当然不感兴趣。新作品里说的是他们所不习惯的另一套。有的说工人如何成了劳动英雄，而资本家却须改造。有的说地主阶级怎样被斗争，贫雇农却翻了身。这些，既不合他们的趣味，又不利于他们的阶级利益——他们自己就是资本家或地主，或是同情地主和资本家的。他们无法接受新文学，表面上似乎是为文学前途表示惋惜，骨子里却因他们的阶级意识而拚命抵制。

　　他们也抵制苏联文学，这是很自然的。

　　他们最有力的论证就是：苏联文学里没有赶得上托尔斯泰的作品的。事实上，今天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托尔斯泰，而在于有没有新的社会主义文学。果子是不能一天长熟的。看见今夏的小青苹果，而断定不如去秋的红苹果好，是愚蠢的。苏联文学的任务是反映社会主义现实的，在内容上不应当和托尔斯泰笔下所描绘的一致。假若苏联作家慑于托尔斯泰的威望而不敢反映新的理想与现实，他们便对不起社会主义，也对不起托尔斯泰。苏联作家敢于创造，这是值得尊敬、值得学习的。而且，假若他们没有创造社会主义文学的勇气，社会主义文学的托尔斯泰即永远无从诞生。许多支流汇为大川，文学的传统是不能由一个人、一篇作品造成的。传统的形成需要时间，苏联文学的可贵即在它已开辟了一个新的文学传统。这个新传统是与社会主义制度血肉相连的。这个传统下的作品反映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自然不能不表现着文学的创造性。

　　它的创造性首先表现在作品中政治性的强烈。富于政治性的文学作品并不始于今日，远在古代希腊的悲剧与喜剧中，近在西洋工业革命时期的小说中，都已屡见不鲜。可是，政治上应走什么道路，向来也没有像苏联的作品里所表现的那么明确不移。苏联的作品的确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

　　就是这样，苏联的作品给世界文学开辟了一个新的传统。这个传统影响了中国的革命文学。这个影响是健康的。

　　有一个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青年曾经问过我：假若我完全不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而在创作上另走一条别的进步作家所不注意的小路，可以不可以呢？

　　这是个很巧妙的问法。他要不反对社会主义，可是又要另走一条小路！什么小路呢？因此，我反问：苏联的作品政治性太强，你不喜欢，是吧？

　　他笑了。

　　是的，他要茶余酒后的消遣品，不要政治性很强的读物。这并不是什么新事情。我知道，某些英、美的小资产阶级，连H·G·韦尔斯的作品都不肯念！这种对苏联文学的排斥并不足为奇。但是排斥并不等于公平的评论。在思想上、心理上毫无准备，已不易接受新东西，况且根深蒂固的成见又在那儿作怪呢！

　　在另一方面，既是新传统，就需要继续进展，不能一天两天，或一年两年登峰造极。政治性与艺术性如何浑然成为一体，还需作家继续努力，深入再深入地去了解人民的新生活。新生活日新月异，写作泉源真是取之不竭。

　　即使我们说苏联文学在艺术上还未登峰造极，我们也无法不承认在政治性上，它的确已作到前无古人；对苏联文学的评价，这是不可忽略的一点。没有人说过，政治性与艺术性应当互相排斥。那么，要求艺术性的提高，也正应该是作家的政治热情的表现吧。一个作家的政治热情越高，也就必然在艺术上要求的越严格；我们能够相信，社会主义的作家只知道一些政治标语口号，而毫无艺术修养吗？至于有人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只是一些政治标语口号，我就要问问他：哪一本作品是这样呢？不要说是苏联，就是我们自己的新作品也没有一本只写了几句标语口号的。我承认我们某些作品写的不够深刻丰富，但是任何出版社也没有出版过只有政治标语口号的“作品”。对于艺术性的贫乏，我们应当努力进修，但不能因此而抛弃了政治性，说一有政治性就削弱了艺术性。我们所要创造的正是政治性极强、艺术性又极高的作品。这才是发展文学新传统的正确办法。

　　苏联文学给世界文学开辟了新传统，我们应当按照我们的实际生活与人民的需要，发展这个新传统，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作到百花齐放，日益繁荣。

　　在伟大的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的好日子，我们要庆祝苏联文学的成功，感谢苏联文学给我们的影响，并以发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传统引以自豪。

　　伟大的十月革命万岁！

　　伟大的苏联文学事业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