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来年，作家的队伍日益壮大。全国各处都出现了青年作家，写出不少作品。这是非常可喜可贺的现象。

　　可是，在反右派的斗争中，我们也看到某些青年作家的思想落后，言论荒谬，使我们不能不伤心！

　　我有许多话要说，因忙，就只说说才子问题吧。

　　是的，一个青年而能写出几篇文艺作品，当然要有些才华，也就容易以才子自居。又加上我们的文化落后，会写点东西的人实在不多，更容易敝帚千金，发表了一两篇作品便目空一切。

　　这既不利于文学事业的发展，也很容易毁了作家个人。我们不该妄自菲薄自己的成绩，也不该轻易满足自己的成就。我们的已有的一点成就，正是我们能够向前再进一步的基础，而不是行程的终点。假若不到三十岁的作家便都已盖棺论定，不再求进步，我们的文学事业前途就十分可虑了。以个人来说，年纪还很轻，便已老气横秋，不肯坚持劳动纪律，而只挂着作家的招牌，买空卖空，个人的前途当然也就不堪设想。

　　要知道，文艺创作一向是，而且永远是，自己和自己，自己和别人竞赛的工作。所谓自己和自己竞赛者，就是希望第二篇比第一篇写的好，第三篇又比第二篇写的好。有此鞭策，才会日见进步，越写越好，对得起作家这个称号。有此决心，才会逐渐明白：才华是刀刃，辛苦劳动是磨刀石。很锋利的刀刃，若日久不用不磨，也会生锈，成为废物。

　　所谓自己和别人竞赛者，就是说：文艺作品的高低好坏大致有个比较。任何一个公平的编辑永远选用最好的稿件，不用最坏的，而把次好的留作后备。写稿的人呢，谁也不能保证篇篇出色，必能当选。不肯经常用功的“才子”，当然会由胜而败。况且，今天我们的文化还落后，作家不多，所以发表作品较比容易。再过十年八载，我们的文化提高了，能写作的人也增多了，竞赛也就必然越发激烈。今日的“才子”而不肯谦虚为怀，勤自鞭策，过几年便恐怕非掉队不可了。创造与竞赛是分不开的。可是骄傲自满的人却硬不相信这个事实，自己写不出或写不好便无中生有，乱找毛病，把过错推到别人身上。这么一来，便一天到晚，见神见鬼，不是骂编辑，就是怨领导；赶到右派分子出来点火，也就随声附和，或甚至同流合污，甘心掉在泥坑里去了。

　　所谓“才子”者，必是顾影自怜，个人主义者。他要的是绝对自由，抗拒的是领导。什么是绝对自由，我不想谈，因为普天之下本没有这样的东西。绝对自由地在马路上乱撞，不听指挥，准叫汽车碰死，且不用说别的。让我们谈谈要不要领导这个问题吧。

　　首先我要指出来：假若没有党的关切与领导，这几年来根本不会出现这么多的青年作家。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那么，对于青年作家来说，他们既身受党的恩惠，怎可以说党不该领导文艺，或领导错了呢？这应当好好地想一想。

　　有人也许说：党应当培养青年作家，但一旦他们已经有了写作本领，便无须再领导了，顶好是让他们海阔天空，独立思考。这个说法正确吗？我看哪，这又是“才子”的想法。既是“才子”，当然想要遗世独立，与众不同。可是独立思考什么呢？这就成了问题。是独立思考资产阶级的思想吗？是独立思考怎么为资本家辩护，像章乃器那样，说定息不是剥削吗？是独立思考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好吗？这些都已经被右派分子思考过了，还用再劳我们的驾吗？可是今天的某些青年作家响应了右派分子的谬论，也要搞独立。这就证明党的领导还不够强，而不是不该领导。事实上，我们应当思考社会主义的一切，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是最新的制度，社会主义的问题是最新的问题，应当思考，以便集思广益，深谋远虑，发展并巩固社会主义。

　　一个作家在思想上，总该走在时代的前面。那么，社会主义是人类最进步的思想，而党的领导恰恰是领导我们正确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这难道不好，难道是委屈了“才子”？一个“才子”而以为走社会主义道路，反映社会主义建设，便是受委屈，受束缚，还成其为作家吗？放下人类最崇高的理想的社会主义，而去胡思乱想，且美其名曰独立思考，我看哪，这分明是胡涂思考！

　　党的领导包括着党的关切与帮助。社会主义建设真是千头万绪，极为复杂。作家要反映社会主义现实，而只凭个人的理解与体验，恐怕就很难深入问题，了解的不够全面。于是，非有党的领导与帮助不可。这是我亲身的经验。我不是才子，我需要党的领导与帮助。假若我是才子呢，有了党的领导与帮助，我的成就不是更大了吗？这是真话吧？反之，我若是才子，而不肯接受党的领导，以至反党反社会主义，那我就会很快地变成右派分子，这有什么好处呢？对我自己说，放弃了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而甘心在思想上倒退一百年，我还算个什么作家呢？简直是不知好歹，不辨香臭。对人民来说，我若不鼓舞社会主义的建设，而去泼冷水，说风凉话，人民答应不答应呢？这样看起来，领导不是限制自己，而是为使大家（包括作家）一心一意地走向社会主义，越走越光明，越自由。

　　自己既不肯辛苦劳动，对社会主义事业又不感觉兴趣，当然就写不出作品来。这本该检查自己，批判自己。可是，“才子”们却不肯这样办，反倒把责任推给领导，说一有领导便不能发挥个人的力量，果然是这样吗？

　　什么是个人的力量？我认为首先应当提到的就是政治热情。几百年来，全世界进步的大思想家、大作家所日夜渴望的便是社会主义。在他们当时的种种条件下，他们不可能想象到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样子。虽然如此，他们也没放弃他们的理想，有的呢甚至幻想出一种不切实际的人间乐园。我们多幸福，亲眼看到了社会主义！我们应该多么欢欣鼓舞地以社会主义精神去从事宣传教育工作啊！我们应该多么兴高采烈地去描写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建设啊！这是我们的幸福，我们的骄傲，也是我们的力量。面对着社会主义，我们还能沉默无言么？我们要写，非写不可！作家应当是敏感的，那么，惊天动地的新事物就在眼前，能够无动于衷吗？作家应当是豪迈的，那么，今天的人民以移山倒海的力量，进行从无到有的建设，难道还不豪迈么，我们不该以最豪迈的作品去歌颂，去鼓舞么？

　　是的，有对社会主义的热情，即有写作的热情。对社会主义冷淡，即无法不搁笔。今天的作家，有的多产，有的怠工，原因在此。

　　社会主义的建设是否自发的呢？绝对不是。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建设社会主义。好啦，一个既热爱社会主义的作家，也就不能不热爱共产党，听从党的领导。假若有的作家说“我爱社会主义，可反对党的领导”，这像话吗？没有党，哪有社会主义呢？我们经常说：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这不是枝枝节节地说，共产党给我们作了哪些好事，而是说共产党给我们带来社会主义——有了社会主义，好事就说不完！

　　党爱护作家，作家爱党，这是水乳交融的关系，而不是“奉命写作”与勉强交卷的关系。把领导看成强迫命令，而以怠工作抗拒的手段，且美其名曰骨头硬，爱自由，根本是腐朽的个人主义作怪，定难过社会主义这一关，更说不上创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了。

　　党培养作家，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作家爱党，接受领导，是为了正确地宣传社会主义精神。这样，党给了作家力量，作家也就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力量；党与作家的力量是一个劲儿，分不开的。若说作家自有个人的力量，与党无关，那便是“自我扩张”，狂妄之至，必定碰壁。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个人力量的发挥，即是把个人力量用到集体力量里去，使集体力量更大更厚。单干户没有力量。

　　其次，我要说，只有和人民共甘苦，共呼吸，作家个人的力量才会变成革命的力量，才会知道把力量用在什么地方。某些“才子”总是自视过高，老要飘飘然乘风而去，不愿接近人民，也就是断绝了创作的泉源，所以写不出东西来。可是，他们怪领导束缚了他们的创造力。事实上，他们曾经由党的帮助，去到工农群众中体验生活，写出过一些作品。这证明领导并没有束缚他们的创造力，而是解放了他们的创造力。假若他们肯再深入，推心置腹地跟人民打成一片，他们一定会写出更好的作品来。可是，他们当初去体验生活恐怕便有点勉强，进行写作的时候也感到一些困难，所以总怨缺少自由，无法尽量发挥。他们以为若是海阔天空，为所欲为，他们必定能写出伟大作品来。这个想法很奇怪。我想，不妨叫他们试试，写些海阔天空、不着边际的作品，看看是否伟大。我知道，世界上向来没有过不着边际的伟大作品。

　　他们的心里，说来说去，还是不喜欢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这也就是说，他们另有一种力量，一遇到工农兵便发挥不出来了。这是什么力量呢？哼，大概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力量。他们写作是为了个人名利，他们所要写的是歌颂个人主义的胜利。这点力量发泄不出来，所以他们怨气冲天。他们不甘心把为个人名利转化到为人民服务，不甘心把歌颂个人主义转化为歌颂集体主义。他们于是觉得白长了一身的力量，而无用武之地。因此，他们就越来越看不上新社会的一切，越来越觉得领导耽误了天才，一来一去，或成为有右派情绪的作家，或干脆成为右派分子。

　　青年朋友们，放下个人主义的担子吧。不放下它而想过社会主义的关，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哪。骆驼可以不必穿过针眼，我们可是必须过社会主义这一关。只要我们换一换思想，我们一定会克服困难，会觉得为社会主义服务是自己的神圣责任。真的，为崭新的社会主义而服务，为人类最崇高的理想而奋斗，难道不是神圣的责任么？我们这一代的青年作家恰好负着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创作责任，难道不光荣么？

　　最后，我们也不应忘了写作的技巧。这也是我们应有的力量——表现的力量。我们使用语言的能力，已经登峰造极了吗？谁敢那么夸口！我们组织资料的本领已能尽出奇制胜的能事了吗？谁敢那么乱吹！不客气地说，我们的作品，在技巧上，还不能说已经十全十美。我们还须加紧用功，作到得心应手，以最完美的形式表现伟大的内容——社会主义的现实。我们反对艺术至上主义，但是不能不要求自己去苦心焦思，以最光彩的语言，最完整的结构，去表现与描述，因为我们写的是社会主义内容的作品。

　　有政治热情，热爱社会主义，肯去深入工农，又有高度的文艺表现能力，我们就有了力量。这个力量是为干什么的呢？是为胜任愉快地接受党的领导，通过反映社会主义现实的作品，去加强集体的力量，从而使社会主义建设得更快更好。我想，这应该是领导与作家之间的最愉快而亲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