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在这种情形中，齐鲁大学于九月中旬开了课——我之所以来到济南者，原是预定好的在齐大教几点钟功课。
不幸，刚一开学，大同就失守了，紧跟着便是敌机差不多每天来济南市侦察。人心又慌起来。到了九月底，这种恐慌渐渐转变为动摇，能逃走的人又坐立不安了。三十日，敌军攻入山东境界，而且极快地到了德县，要逃走的人开了闸；有的折回青岛，有的相信上海永不会陷落，买船南下；有的为一劳永逸，跑奔长安或四川。十月五日前后，全市的中小学生停了课，齐大也不敢再缓，唯恐把学生们都困在济南。
这样，八月初与十月初的两次迁逃，使济南差不多成了空城，只剩下那实在无法走或无处去的人了——我自己便是一个。
敌人攻下德县，谁知道，迟不前进。于是，济南的人又喘了一口气。到了十月二十日那天，中央飞机五架由济空经过，飞得很低，人们更快活得不知怎样才好。但是，飞机过去了，消息依然沉闷憋气。过了两天，敌机开始在黄河铁桥左右投弹，随着轰炸的巨响，我们听到闸北与娘子关的失陷。等到太原失落，敌机便天天加紧地轰炸济南城北的沿河的各渡口。不用说，轰炸各渡口，是敌人截堵我军渡河北上，而敌军好往南来。果然，敌人的援军，自庆云南下，两三天的工夫攻下惠民与济阳；此时，济南的人抬头看，便看到城北的敌机，上下自如地轰炸着，而且耳中已听到炮声。不过，大家还不想动；前面说过了：能走的已于八月初与十月初走净，剩下的本是些要支持到底的。可是，十一月十五日午后五点钟，忽然城北震天裂地的响了三声，连城南住家的玻璃窗都震得哗哗的乱响，树上的秋叶也随着落如花雨。三响过去，街上铺户一律上了门，人像疯狂了似的往车站上跑。大家以为这是敌人的重炮，其实只是炸毁了黄河铁桥。铁桥一炸，济南才真成了空城。
经友人的劝告，我也卷了铺盖；我原想始终不动，安心地写文章，我的抗敌武器只有一管笔。可这也就是友人们劝我走的理由：济南战期的报纸与刊物时常有我的文字，学生与文化界的集会我时常出席，且有时候说些话；这样，日本人虽未见得认识我，可是汉奸或者不会轻易失掉这个表功买好的机会。济南是我的第二老家，我曾在那里一气住过四年。没法不走了，可是！
铺户都上着门，路上的除去扛着东西疾走的，便是呆立路旁不知如何是好的，都不出声。天上有些薄云，路灯冷清清地照着这无声的城市。我到了车站。从车窗爬进车去，一天一夜才走到徐州，路上只吃了几个花生。
从一上车，我便默默地决定好：我必须回济南，必能回济南！济南将比我所认识的更美丽更尊严，当我回来的时候。逃亡激进了努力，奔往异地坚定下打回故乡！
过去三四个月抗战的成绩，在一方面明白地显露了我们的死里求生与弱而无畏的决心与正气，在另一方面可是也充分地摆出来我们的种种弱点与缺陷，有胜有败，有正有负，这正是事实的必然，不许任何人因一时的与局部的失败而灰心丧气。积弱的中国，现在是服了一剂猛药；非此药不能救亡，亦唯其因为服此药通身才必有急剧的变化，腐坏的地方必须死掉，新的组织才会发生；所谓“不死也要脱层皮”，此其时也。这剂猛药非吃下去不可，此层旧皮必须脱去，牺牲与困苦是不可免的，亦唯有大家甘心牺牲与受苦才会打破难关，变成个新人与新民族。
在这生死关头，真正爱国的人必须认清我们的长处，同时也必须承认我们的弱点。不知自家所长便失去自信，不承认自家所短便吃死亏；我们现在是既要坚决的自信必胜，还要有过必改，这才是求生之道。因此，假若我若是对抗战期间济南的种种批评得过于严厉一些，那一定不出于恶意的唱高调，而是善意的促起明眼人的觉悟。
先从军事上说。津浦线上的军事大概可以分作两个阶段，以德县失守为界划线。在德县失落以前，山东各处都布置了军队，而以津浦线上兵力为最强，因为这是抵御的正面，而其他各处还没有敌人的踪迹。那时候，津浦线上真可以说是大军云集，至少有十来万人。人数虽多，可是并无济于事，几天的工夫，沧州德县相继失陷。德县沦陷以后，十来万的人马都调往别处，改由山东本省的军队接防。由此，津浦线上差不多便改攻为守，能守则守，不能守便后退，到十一月十四日一直退到黄河南岸。
津浦线上失败的原因，恐怕也就是北方各线失败的原因。在战事初发，各处，正像津浦线上，都是大军云集，平行的摆开。哪里知道，这样一层层的列阵而待，正好教敌人的炮火施威。我们的兵士真是勇敢，昼夜的等着杀日本鬼子。谁知道，他们只看见了敌机，只听到了大炮，敌机轰炸过后，紧跟着就是如雨的炮弹飞来，耳震聋，眼昏花，全无办法！大炮静寂，敌人的钢甲车与坦克到了。看见我们人少，人家便包围扫射；看见我们人多，人家就直冲上来，如入无人之地。我们等杀鬼子已等得不耐烦了，可是鬼子到了，我们是没办法。
毛病是在没有坚固的防御工事，没有新式的器械，而大家挤在一块儿，任凭敌人的炮火楔打，更是致命伤。
毛病还不止于此。军队既是平行的列阵，一翼动摇则全线混乱，前线混乱则后线慌张，往往一个局部的小挫致使全线溃败。再说呢，大军云集就非有个总指挥不可，而军队部属系统与训练本极复杂歧异，彼此间的通信与联络又极不完密，往往一部分勇敢该退而不退，另一部分迟疑该进而不进，此进彼退，彼败此胜，结果吃了大亏。要调动如意，须先有好的训练，而我们的军队并不都有此预备。兵士，可以这么说，几乎都是勇敢的，可不都明白新的战法。有时他们勇气上来便迎着机关枪跑上去，死而无怨；有时他们也要等候命令，可是命令许久不能及时的来到，以至白白的牺牲。况且，敌人的战术是专会利用突破一点的办法，而我们把队伍拉开，一点被冲破，则四面八方的队伍全被牵动。我们根本应当把有力军队放在最吃紧的地方，而使其他军队分散开去作游击战。这样才有伸缩，才能有攻也有守。可是我们没有这样想到。于是，以十万大军却失了沧州与德县。
德县失落以后，别的军队全被调走，由山东本省军队接防。接过防来，便马上利用游击战：正面安置守军，其余的绕到敌人侧翼与后方袭击，这不能不算个很大的进步。不过可惜呢，这时候的军队又太少了，而器械简直是一些老古董，所以游击战的部队得到胜利，正面的守军不敢上前线接应，及至敌人正面进攻，守军无法坚守。于是节节退败，一直退到黄河南岸。
但是，这些缺点并不能掩没了我们的军人的好处。枪械不良，不谙战术，调动不灵等等都不是军人本身的罪过，而是历年来有种种坏因素的当然结果。至于兵士，我敢说，差不多十分之九是忠勇可用的。给他们以良好的训练，给他们以精良的军械，给他们以能指挥的长官，给他们以近代战术的常识，他们无疑的必是世界上顶好的兵士。由和伤兵与撤退下来的军人的谈话，我看出下列的四点来，这四点使我坚信我们的兵士的本质是非常优良的：
（一）我看见了不知多少伤兵，他们怨骂救护的迟缓与不周到，他们抱怨军衣的单薄与饭食粗劣，可是，我没有听到一个人怨恨不该对日本打仗的。我曾听到知识阶级的人说：以我们的军力怎能抗日呢？军人自己却不这样看，他们受了那么大的苦处，只是对他们该得而得不到的照料与供给发些怨言；至于打日本，那是不成问题的。还有一些伤兵呢，被敌人打得连条毛毡也丢了，身上只剩下多少伤痕，却依然口无怨言，一心想伤好之后再去杀日本鬼子。我们还要他们怎样呢？这不就是顶好的兵么？
（二）伤兵和撤退下来的兵，不用说，是领略过敌人的炮火怎样厉害的了。可是，一问到他们这一层，他们只点头说炮火是真猛，而没有人说日本兵厉害。这显然是他们虽吃了亏，而并不害怕；他们似乎是说，我们要是有好枪重炮，日本兵连一个也活不了；即使没有好枪重炮，反正我们还是不怕！以二十九军说吧，最先吃着了敌人的苦头的是他们，可是在平津吃了亏，他们在津浦线上还是照样的打，津浦线上再吃了亏，又到平汉线上去，还是照样的打！这是何等的坚决伟大呢！可惜，一般人闻胜则喜，闻败则馁，只看报纸上胜败的消息，而不看我们的兵士的虽败犹荣。因为看不到这一层，所以我们只信军队无能，而忘了我们对军队所该供给与救护的责任。
（三）在前几年打内战的时候，兵们只认识他们自己的长官，不知有中央政府与国家。这次，我常常听到兵们谈讲蒋委员长。我看见几个伤兵要上火车，被宪兵阻住，他们不和宪兵说别的，只口口声声地说：“就是蒋委员长的小汽车也要给我们坐的！”其实呢，这几位战士是来自边远的省份，恐怕在离省以前还不知道战场在哪里呢，可是他们现在心中有了蒋委员长。还有一些伤兵告诉我说：假若他们一向是受中央军官的指挥，他们必定不会打了败仗的。这种信任中央与拥护委员长的精神，哼，恐怕还不是一般人所能作到的。这种心理才是真正民族复兴，精诚团结的好表示，暂时的失败有什么关系呢？
（四）这样忠勇的军人，可是，太缺乏常识。他们因作战的便利，往往不顾别人，而直爽粗卤的对待平民。比如他们调来汽车应用，就只顾前跑，而不管汽车夫是否吃了饭，也不管汽车载重的限度与道路的好走与否。弄得汽车夫落泪，而兵士们连连的叫骂。有的人说军队搅扰人民，恐怕都是与此类似的事。在兵们，以为战时一切无须体谅人民；在人民，特别是农民，以为战争只教他们吃亏，别无好处，这须极速地矫正过来，使兵们体谅老百姓，使老百姓爱护军队。否则自相水火，还说什么军民合作呢？
总起来说，兵是好兵，毫无问题。我们应当设法帮助他们，救护他们，安慰他们，鼓励他们。现在的问题是兵们好，而我们松懈；不是我们尽力，而兵们泄气。看清楚这个吧！
有许多人不放心山东。是的，该担忧的地方确是不少，可是无须怀疑我们的战士。我们的军队不够用，这是真情；而敌人呢，却会在按兵不动之际，散放流言，说什么政治解决与互相谅解等等的屁话。一看见我们的兵，这些流言就会立刻失去效用。不用怀疑谁吧，目前的问题是大家怎样合力的干，怎样帮助我们的战士去杀敌人。
说到济南的防空与其他防御的设备，那真有些缺憾。战前，不必说了。敌人来到了，还是瞪眼吃苦。防空呀，发发小册子，和在街头钉起几块小木牌：“避难所由此往南”。过去一看，原来南边只是块空地！此种防空的小木牌的价值正等于别种标语，处处是红纸绿纸，事事俱有格言，结果全是纸上谈兵，任何事儿没有！从另一方面看，工厂停了，没人想到用那些机器材料改造军用品；工人散伙，没人去组织他们。商店关门，伙友四散，没人设法阻拦他们——多数是壮丁呀！几家稍微胆大一些的依然开市，自然不免取巧居奇，提高物价，苦了一班走不脱的老百姓。我不敢说政府当局完全没有爱民之心，而且他们的心理仍是爱民如子，只希望大家逃出危城，免吃炸弹；并没想到在全面抗战的期间，到处刀兵，逃到那里也不安全。也没想到全面抗战必须军民合作，必须人人出力。既没想到这里，所以就生生的把民间的力量放弃。人民呢，既无事可作，怎不及早逃亡？逃到乡间，收入断绝，过两天就又跑回来，空费了许多路费。有的呢，恰好逃到战区，脚未立定又往城里跑，也许连铺盖也丢失了。逃来逃去，财物两空；只见火车上拥挤不堪，甚至把小孩子活活的挤死，此外别无好处。这是我们不必要的消耗，不知损失了多少民力财力！
在这种寂死的空气中，由北边来了不少的流亡教师与学生。他们刚自平津逃出，到了济南自然热泪交流，恨不能去吻那地上的尘土。自然的，他们也想在此作点什么，本着他们经历过的亡国之惨，想唤起民众同心御侮。本地的学生呢，看到这些生力军，亦无不欣然色喜，愿暂时放下书本，赶快作些救亡工作。可是，这寂死之城并不允许青年们有任何活动。三个月来，学生的工作只限于出些刊物，和演演戏。
演戏的有两组，一组是省立剧院的学生，新旧剧都演，而且每周必演几次。另一组是平津流亡学生所组织的剧团，除在济南，也还到四乡去表演。戏剧，说真的，自然有它刺激与感动的功能；学生们的热心也大可钦佩。可是从一向以戏剧为“看着玩的”东西的老百姓来看，恐怕也不过依然是看着玩吧。至少可以这么说，戏剧只是救亡工作的一项，专凭它来支持一切是不行的；受了戏剧的感动，听到炮响还是一跑了事，假若没有比戏剧更硬更可靠的东西与主意交给他们。政治的力量或者大于文艺。
戏剧而外，他们也编唱大鼓书词，据说这是更有效力的东西。因此，在报头上就有许多书词刊露出来，可是多数的是方块诗的变形，既不能入弦，词句又嫌太雅。大时代到了，大时代的文艺，不用说，必是以民间的言语道出民族死里求生的热情与共感。从事文艺创作的现在不但要住脚在民间，还须学到民间的言语与民间文艺的形式与技巧。不然，便仍是费力不讨好，正如五四后文艺作品之与民众，全无关系。
刊物多借各报纸编发副刊，以诗为最多。独立的刊物很少，一来是因为大家没钱，二来是因为印刷工的逃亡，无处去印，留日同学所办的《东声》，已出了三两期，现在不知还能继出与否。还有一种定名为《怒吼》的，直到我离开济南还未见印出。刊物不论是独立的，还是附属在报纸的，是供给都市民众的读物，力量恐难达到乡间，似乎就不如戏剧与大鼓书之能直接打到民众的耳中了。
除了演剧说书而外，教师与学生们也常常开会讨论目前的种种问题。问题讨论得不少，到会的人数也很多，可惜在实际活动上几乎处处受着限制，而一筹莫展！到如今，出个刊物还不能得到发行上应有的便利，别的就更不用说了。因此，有许多青年感到苦闷，而开始抱怨，抱怨过去的一切。据我看：救亡之责在人人肩上，掌权的似乎不必再小心过虑，不容别人过问。民族团结，端在以诚相见，彼此扶助督励。在青年一方面呢，不当因目前的现象而责骂过去与现在的一切。反之，却当更加紧的工作，以工作换来同情，以真诚博得谅解。责骂过去只是悔恨，无益于目前与将来；怨恨别人只是宽恕了自己。我们今日所需是舍己从人，爱国还要受委屈。这样两下里一凑，希望便会来到；各不相让是大家一齐钻牛犄角。
流亡的学生多数转赴南京受训，我必须说，济南并没帮了他们多少忙。他们所得到的一点安慰与帮助，还是来自新闻界与教育界的人士，由这一点看来，无论是学生是教师，都应早组织起来，有个妥当的打算。临时找人帮助是没有什么希望的。现在的事是必先自救，而后能救国，指着别人拉扯一把简直是幻想。我们组织起来，有一定的工作步骤，而后放在哪里便能马上干起活来，这才有用。
东拉西扯得不少了，暂且打住，有机会再写。
原载1937年12月4日至6日汉口《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