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都作了什么？”
若把这句话说得确切一些，应当是：
“你们这些文艺作家在抗战中都作了什么？”
不大容易回答！是的，我满可以把“文协”数月来的会务报告念给她听。可是，那么一来，别人就没有和她交谈的机会了。我不愿包办发言，即使别人不怪我。
我手里正拿着刚刚钉好，预备送给她的两册“文协”会刊合钉本。灵机一动，我掀开了会刊。她不认识中国字，我也没预备教给她。我只指着目录，告诉她：“这是我们的会刊。看吧，这个题目是讲东战场上的情形，这个题目是讲军队里政训工作的实况……我只能告诉你这些标题是什么意思！”
我还没说利落这末一句，她就问了：
“呕，各线上都有你们的人？”
我微微的一笑。我专等她这样发问呢！这就是前面所说的“灵机一动”。在报纸上，我曾见过她的一段谈话，其中颇有责难学生不肯投军的意思。用一个英国人的眼来看，国有大难，而青年学子不踊跃争赴战场，的确是件可羞的事。不过，就中国的情形来说，读书人是那么少，读书种子若都牺牲在“抗战”上，可就无从再用在“建国”上了。建国的伟业不仅需要力与血，更需要智与才。我们不能不细打一打算盘。算过之后，我们把学生尽量的往后方送，教他们安全的完成他们所该与所要获得的知识与技能。
这个办法不能算错。据说已有人向阿特莱女士这样解释过。我不晓得她接受这个解释与否。在我的心里，我是赞成这个办法的，自然我并不完全反对青年们投笔从戎，也不能替那些假求学为名而到后方闹恋爱的少爷小姐们请求原谅。我以为大多数的学生应当继续求学，以救国建国的热诚去求得救国建国知识与技能。中国有无穷的人力，可是智力分明的不够。据阿特莱女士想，青年学子若能大量的入伍，则一向缺乏政治认识的军队可以渐次被有知识的青年所控制，改变了军队的气质，自能加强战斗力量。她这个意见不能算错。假若我们有过半数的国民受过教育，我们实在应当这么作。我们既是为民族争生存而抗战，我们就该把民族意识灌输到所有的军队中去；知识青年是民族的新血，理当流运到全面抗战中的每一连每一队每一排中，使每一个士兵都愿为争取民族自由丧掉他宝贵的生命。可是，不幸我们教育上的成就是那么可怜，而且现在须一方面抗战，一方面建设，于是每一个受过中等或高等教育的人都成了“国宝”。他们必须把智力技能用在建设的事工上，不能凭着一股热气而轻易丧掉生命。前线上的伤亡可以马上补充起来，而教育一个人材不是三五个月所能办的。抗战与建国须双管齐下，互相为用，前方的战士与后方工作者也就价值相等。有志投军的知识青年不能算作轻举妄动，有志求学的青年不能算苟且偷安。可是要看清楚，这里都有个“有志”在前面。我听说到：在军队中服务的青年男女，并不完全像他们刚一出发的时节那么热烈真纯，有些个竟自因为行为有失检点，而被军人轻视。我也听说，有的学生把上海与汉口的洋习气带到偏僻的地带，而被真朴的民众指为怪物。由学子的习惯上说，这可原谅，因为他们的习惯一半是家庭与学校给予他们的。办学的把学校造成皇宫般的舒适，学生当然自居为太子。有钱的人家一向以服从新生活的拘束为可耻，便难怪子女们骄奢放纵。这样的青年男女不管到哪里，总是团着舌头说声“好玩”。
我们一提到宣传，便想到士兵与老百姓。细看看吧，一年来士兵与老百姓所流的血，所卖的力气，才是抗战的真正力量。宣传还未能普遍，也未能尽满人意，可是军队与民间的力量已足使我们抵抗一年。为加强我们的抗战力，当然我们须继续努力宣传工作，可是这里有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就是别老把眼睛钉住百姓，而忽略了其他的人。民众出力即使不够，但的确出了力。别人呢，我们千真万确的知道，有许多还未曾出过一分钱，一点力，有这种事实在面前，而讲全面抗战，怎能讲得通呢。还专就学生来说吧，似乎学校里就缺乏着宣传，与抗战期间所应有的训导。因此，才有的闹笑话，有的仍自居少爷小姐，而心力俱怠，自在逍遥。
我不反对学生继续求学，可是我以为学校当局必须改变训育方法。学校中的训育，在今日，必须把学生领到艰苦的生活上去，必须使学生能了解：在此读书和在前方作战，事情虽不大相同，可是生活与心胸正是一样。在前方作战的是以性命去碰枪弹；在后方读书的是以全力获取救国建国的知识。前方战士以力以血抵抗，后方学子以脑以志抵抗。一个荷枪，一个抱书，事工不同，其心则一。这么样，前后才能打成一气，学校才是知识的营阵。反之，学校只是逃避者的乐园，与抗战无关，则将来的毕业生即使有些知识技能，能否负起救国建国的责任，还是个疑问。在抗战期间不能养成艰苦奋斗的精神，入了社会也不会为国尽力，即在平日，凡能为一桩善事或一门学问牺牲者，也被称为战士，因为他虽坐在屋中或试验室中，可是他的生活与精神是与浴血杀敌的好男儿无异。我们现今正在抗战，一个青年不必为未能身赴战场而羞愧，但须为对得起舍命护国的同胞而咬牙，拚命去求知识；只有知识营阵的战士方能与沙场上的战士相视而无愧，只有负得起建国责任的读书人，才有资格与前线的好男儿分享英勇抗战的光荣。假若今日的青年学子还因传统的读书人的优越地位而自喜得在后方安全舒适，那就是毁灭了自己，而且误了建国的伟业。把一心想享受的就是呼为软性的汉奸，也不算过苛吧？
回到最初的话上来吧：我告诉阿特莱女士，文艺作家有不少在前线上服务。我一点不想因着这个事实而掩饰我们抗战中的缺陷，我是要公平的指出文艺界同人并不是只摇旗呐喊，而也与士兵同甘苦的去尽他们的心与力。因着这个事实，我就联想到一般的知识青年，他们的勇敢与否不能因在前方或后方而断定，却要看他们在后方是否有严肃的生活与救亡图存的热诚，今日教育上最大的问题，也就在我们能否在这时候造就出些刚毅忠诚的青年，吃得苦，受得累，肯把自己牺牲在他的事业上。不幸，我们若忽略了这问题，而把教育完全放在书本上，那么秀才既不会造反，就更谈不到什么抗敌建国了。危险！
原载1938年9月1日《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第二卷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