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就文艺而言，自抗战以来，即时刻不离的紧紧握住现实，完全为抗战竭尽心力。对诗歌，对戏剧，对小说，对民众读物，都有新的理论——我们自己的理论。它不来自古希腊，亦不来自欧洲文艺复兴，不来自法国某派，亦不来自美国某一家。我们讨论自己的事，发表自己的意见；笔在写，心在想，想着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及文艺如何有助于抗战，如何分担争取胜利的责任。即使我们所见的不都高明，可是我们的确是在苦心寻索那新的道路。至少，我们不再抄袭旧说，或奉一家之言为天经地义而排斥其他。我们的心，实在了，宽大了，知道了自己的真正的责任。
在创作方面，最好的现象是我们自惭才力不足，但决不躲在一旁，甘于沉默。我们知道，穷人献纳了一分钱，也是出钱；乡民用石块打死个敌兵，亦是出力。有多大力气便拿出多大力气，本着天良与热诚，写一个字即有一个字的用处。我们必先对得起民族与国家；有了国家，才有文艺者，才有文艺。国亡，纵有莎士比亚与歌德，依然是奴隶。
抱着上述的态度，全国的文艺者团结起来，工作起来。是的，我们自己知道才力如何微薄；可是，我们却毫不自馁与自骄的认识了自己的责任所在，认识了自己是抗战中士民的精神食粮的供给者。
努力，努力，再努力！文艺界的朋友们！我们的态度是对的；继续前进吧！我们已有了相当的贡献，再努力，使我们的心与手都在抗战中炼成钢铁的。为了抗战，我们努力；在抗战中，创造出我们的新文艺生命。我们活着，我们挣扎，我们进步！只要我们的热诚促动着我们去工作，我们就会因挣扎而获得进步。伟大的文艺并不自天而降，努力与热诚才是伟大作品的泉源。我们已走上新的道路，走下去，走下去，只要不自馁，我们必会与民族一同走到，看到，那胜利的纪念碑——伟大！
原载1939年4月9日重庆《大公报》“文协年会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