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星期之间，费阿陀尔·伊凡尼奇才把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的小屋子理出一个头绪来；清扫了庭院和后园；从拉夫里基搬来了舒适的家具；从城里运来了酒、书籍和报纸；马房里也有了马匹；总之，费阿陀尔·伊凡尼奇已把所需要的一切全都备齐，开始一种既不全像乡村地主，也不全像正规隐士的生活了。他刻板似的过着单调的日子：虽然整天不见人来，但也不觉得厌倦；他勤谨地、专一地料理田庄的事务；他骑马周游田野，也读读书。但是，他读书的时间并不多，却更高兴听老安东给他讲故事。通常，总是拉夫列茨基坐在窗前，手里一斗烟，面前一杯凉茶；而安东则站在门边，两手叉在背后，悠悠然讲起他那古代的、神话似的时代的故事：在那时候，燕麦和黑麦全不用斗量，却用大袋装，两三戈比就能买一袋；在那时候，无论东南西北，甚至直到城边，全是通也通不过的森林和人手从来不曾动过的草原。“可是这如今哪，”头上已经过去了八十春秋的老人就开始埋怨起来了，“什么全给砍了，犁了，要赶车也不知道往哪儿赶去。”安东也时常长篇大论地叙述已故的女主人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的故事，说她多么有见识，多么节省；他说，那时候，有那么一位老爷，她的一位青年邻居，想得到她的好感，常常跑来看望她，而她，甚至还特地为他戴过她的有紫红缎带的大礼冠和穿过她的黄绸大礼服；可是，不久以后，只为那位邻居先生发出了这样难听的问题：“姑娘，您手头究竟有多大的产业呀？”——于是，她就大怒起来，吩咐下人再也不让他进屋里来，并且当时就发下了命令，在她死后，无论什么，连一片顶小的破布，也都得传给费阿陀尔·伊凡尼奇。这也的确不假，拉夫列茨基就发现姑姑所有的产业是完全没人动过的，就连那紫红缎带的大礼冠和黄绸大礼服也全在。至于旧的报纸和有趣的文件，拉夫列茨基本来以为可以发现许多的，然而，却竟然什么也没有，除了一本破旧的册子，在那上面他的祖父彼得·安得烈依奇曾经不三不四地记上了一些什么；比方，有一处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勃罗索罗夫斯基亲王麾下与土耳其帝国缔结和约，圣彼得堡全城欢腾。”而另一处则是一剂胸痛药的方单，附注是：“此方盖为众生之源三位一体圣教大长老费阿陀尔·亚夫克生切维奇授予勃拉斯科维雅·费阿陀罗夫娜·沙尔蒂科娃将军夫人者。”有时，也忽然冒出了一条政治新闻，例如：“关于法兰西之虎，巷议渐稀矣。”——而附近，又是这么一段：“据《莫斯科新闻报》载，米哈依耳·彼得罗维奇·科黎契夫一等少校逝矣。此人得勿为彼得·华西列维奇·科黎契夫之子乎？”拉夫列茨基也找出了几本古老的历书和圆梦术的书，甚至也找到了安波吉克先生的那部神秘的著作；许多的记忆被那久已忘却然而还是十分熟悉的“象征与图谱”引回他的心里来了。在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的妆台里，拉夫列茨基也发现了一个小包，系着黑色的丝带，用黑蜡紧封着，被扔在那抽屉的最深处。在那小包里，面对面放着两幅肖像，一幅用五色彩粉画的，是青年时代的他的父亲，柔和的鬈发披在他的前额，杏子眼睛有些困倦，嘴唇半启；另一幅几乎已经模糊，是一个手拈白玫瑰花的白衣妇人，面颜也现苍白——这就是他的母亲。至于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自己，她却从来不让谁给自己画像。“亲爱的少爷，费阿陀尔·伊凡尼奇，”安东常对拉夫列茨基说，“虽然那时候我没有住在府里，可是您那曾祖父安得烈·阿番那西奇我倒是记得的：他老人家过世的时候，我正十八岁。有一回，我在花园里碰到了老太爷，我浑身可哆嗦呢，可是，他老人家也并没有怎么样，只问了问我的名字，就叫我到他房里去拿条手绢儿。他老人家才真像个大贵人呀，哎真个的——谁也比他不了。这就是因为，我告诉您，您那曾祖父有那么一道神符；那是一个亚陀斯山的和尚给他的。‘尊贵的庄主，’和尚跟他老人家说，‘我给你这个，报答你的豪情；你佩着它——什么审判你都全不用怕。’自然呀，亲爱的少爷，您知道，那时候是什么时候；咱们家老爷子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啦。无论谁，哪怕是个贵人吧，要是敢跟他老人家别扭那么一下子，他老人家只需把那人望上那么一眼，就喝道：‘你这个浮在浅滩里的！’——他是顶爱说这句话的。他老人家（您那曾祖父的在天之灵！）住的是小木屋；可是留下了多么多的产业，多少银子，数不完的积蓄呀！所有的仓窖全给塞满啦！他老人家才真是个置业手呢。您常说您喜欢的那个小酒壶，那就是他的：他一生就用它喝烧酒。可是，您瞧，您祖父彼得·安得烈依奇呢，倒是做了石屋子，可就没有积下产业来；什么都弄得乱七八糟，过得比老一辈可差远了，自己也没有快乐得——只是把所有的钱都浪费光了，什么纪念也没有留下，连一把银匙子也没有传下来，所有剩下的产业，还全靠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操心，才给维持下来的呢。”

　　“可是，”拉夫列茨基插口问道，“别人当真管她叫作老鬼么？”

　　“哎，谁那么叫她来着呀！”安东满不高兴地抗议说。

　　“怎么着，少爷，”一天，老人鼓着勇气问道，“我们少奶奶怎么啦？她老人家打算住在哪儿？”

　　“我跟我妻子离开了，”拉夫列茨基吃力地说，“请你不要问她。”

　　“是，少爷。”老人悲哀地回答。

　　三个星期以后，拉夫列茨基骑马到О市去，拜访卡里金家，并在那里过夜。伦蒙也在那儿；拉夫列茨基对他很觉相投。虽然多谢他那古怪父亲的调摆，他什么乐器也不会，然而，他却热烈地爱好音乐，严肃的、古典的音乐。潘辛那晚不在卡里金家。县长派他出城办差去了。丽莎独自弹着钢琴，弹得非常正确；伦蒙变得兴奋起来，活泼起来了，他卷了一个纸筒，指挥着音乐。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望着他，先是笑笑，后来却走去睡觉了；据她自己说，贝多芬对于她的神经是过于刺激的。半夜的时候，拉夫列茨基伴着伦蒙回寓，并在他那里一直坐到晨前三点钟。伦蒙谈了许多话；他的伛偻的背脊伸直了，他的眼睛睁大了，放着光辉；连他的头发也直直地竖在他的额上。多年以来就没有人同情过他，而拉夫列茨基则显然是关心着他的，殷勤而且关切地询问着他。这使得老人深深感动了；他终于把他的作品展示了在他的来客面前，他弹着琴，甚至用嘶哑的喉咙唱了他自己作品的若干断片，其中之一就是他自己所谱的席勒的歌谣曲《弗里多令》的全部。拉夫列茨基高声赞美着，请他重唱了其中的几节，在临走的时候，还请求他到自己的庄上同住几天。伦蒙正送他到门口，马上就答应了，并且热烈地握了他的手；可是，当他独自一人被留在那黎明以前的新鲜而潮湿的空气里的时候，他却望望四围，挤挤眼睛，蜷曲了起来，于是，像一个罪人似的，爬回他的简陋的卧室里去了。“我一定傻了。”他喃喃着，就躺到了他的窄小的、僵硬的床上。几日以后，当拉夫列茨基坐着马车来接他的时候，他推说有病；可是，费阿陀尔·伊凡尼奇却一直走进他的房里，劝诱着他。比一切的言语更有力量的，就是拉夫列茨基特地为了伦蒙从城里要了一架钢琴，送到了乡间。于是，两个人一同来到卡里金家，并且在那里过夜，然而，情形却并不像前一次那样愉快。潘辛也正在那里，他滔滔不绝地叙述着他的下乡旅行，非常滑稽地模拟着他所碰到的每一个乡下地主的动作和他们的言谈；拉夫列茨基笑了，可是伦蒙却硬不肯从他的角落里爬出来，只是默默地不发一言，蜷曲的身体蜘蛛似的无声颤动着，现出一副阴沉而苦恼的脸相来；直到拉夫列茨基起身告辞的时候，他这才稍微有些活跃。甚至在坐上马车以后，老人在最初还是沉默的、不可亲近的；然而，那平静的、温暖的空气，那柔和的微风，那朦胧的暗影，那青草和白桦的芳香，那无月的星天的平和的光闪，那和谐的蹄声和马的嘶叫——所有这旅途、这春天、这静夜的一切魅力，全都落到那可怜的德国人的心灵上了，而他就首先和拉夫列茨基谈起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