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安琪儿贝特茜！（我真没有法子称你为巴尔巴或者巴尔巴拉——华尔华拉）我在大街角上等你，却不见你来；明儿一点半钟到我们的小房子里来吧。在那时候，你那最好不过的胖丈夫（胖丈夫）多半是埋头在他的书本里的；我们可以再唱一回你教给我的你们的诗人普四根（你们的诗人普四根）的诗歌：“老的丈夫，残酷的丈夫呀！”——一千个吻吻在你的小手和小脚上。我等着你。
爱奈斯特
拉夫列茨基在最初完全不明白他念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再念了一次——他的头昏乱了，地板在他的脚下颠簸起来了，好像他是站在暴风雨中的船只的甲板上。他叫了一声，呻吟着，同时哭出来了。
他完全昏迷了。他是那么盲目地相信了他的妻子；她的欺骗和不忠，他是从来连做梦也不曾想到过的。这个爱奈斯特，他妻子的情人，就是那个黄头发、狮子鼻、小胡子的小白脸，约莫二十三岁，在他妻子的相识中间也许是个最不足道的角色。几分钟过去了，半点钟过去了，拉夫列茨基仍然呆立着，手里抓着那个致命的纸条，失神地望着地板；黑暗的旋风似乎向他扑过来了，在那里面，他好像模糊地看见了无数苍白的面影；悲痛的感觉使他的心沉下了；他感到他好像是在沉落着，沉落着……沉向了无底的深渊。一阵轻快的、熟识的丝质衣裳的窸窸窣窣声把他从麻痹里惊醒了过来；华尔华拉·巴弗洛夫娜戴着软帽、披着肩巾，匆忙地从外面跑进来了。拉夫列茨基全身颤抖，冲出房去；他感到在那一刹那他简直可以把她撕成碎片，简直可以把她打死，像个农民般地，亲手把她掐死。华尔华拉·巴弗洛夫娜惊呆了，想来拦住他；可是他却只能迷糊地说出一声“贝特茜”，就从屋子里冲出去了。
拉夫列茨基叫了一辆马车，告诉车夫赶到市外去。那整个下午和整个长夜，他一直乱跑着，时时突然停止，并且绝望地摊开两手：一会儿他感到发狂般的愤怒，一会儿他又觉得这些事情也真可笑得很，他甚至觉得很有趣味。在黎明的时候，他冻得半僵了，就走进了一个破落的近郊旅店，要了一个房间，在靠窗的椅上坐了下来。一阵痉挛性的呵欠捉住了他。他简直不能撑持，他的精力已经完全消耗了，但是不曾意识着疲倦——然而，疲倦却有着它自己的要求：他坐在那里，茫然瞪视着，什么也不能了解；他不明白他是遭遇了什么事情，他为什么一个人独坐在这空洞的、陌生的房里，四肢麻木，口里有着苦味，心头压着一块大石头；他不能明白究竟是什么东西使得她，他的华丽雅，竟肯委身给那么一个法国人，并且，明明知道自己对他不忠，她怎么竟能还和从前一样，还是那么镇静，还是对他那么温柔而且亲热！“我不明白，”他的干燥的嘴唇自语着，“现在想起来，谁能说得定就是在彼得堡的时节……”他还没有说完这个问题，一个新的呵欠又打过来了，他感觉了全身的战栗和瑟缩。光明的和黑暗的记忆同样苦恼着他；他猛然记了起来，只在几天以前，当着他，也当着那个爱奈斯特，她就坐在钢琴前面唱过：“老的丈夫，残酷的丈夫呀！”他记起了她脸上的表情，她眼里的奇异的光彩，和她颊上的红晕——他从他的椅上站起来了，他要去对他们喝道：“你们跟我玩这么一套就大错特错啦！我的曾祖父就惯常用钩子穿着农民们的肋骨，把他们吊了起来，我的祖父自己就是一个农民。”——于是，就把他们双双杀死。然而，突然之间，一切对于他又好像不过是一场噩梦罢了，甚至不是梦，而只是完全无稽的幻想；只要他把自己抖一抖，向周围望一望，一切就会……他果真向周围望了望，而深深的苦痛，就好像鹰爪抓小鸡儿似的，更深更深地刺到他的心底去了。更难堪的是，拉夫列茨基正希望着，在几个月以后，他就可以重做父亲……他的过去，他的未来，他的整个的生命，全给毁了！终于，他回到了巴黎，投奔了一家旅馆，就把那位爱奈斯特先生的纸条送给了华尔华拉·巴弗洛夫娜，连同这样的一封信：
附来的纸片会给您解释一切的事情。附带，我得跟您说一说，我真想不到：您，平素那么细心的角色，怎么这回竟会随便丢了那么重要的文件！（可怜的拉夫列茨基，为了这么一个警句，推敲了够几个钟头。）我不能再见您，我想您也不会想再见我。我每年拨给您一万五千法郎；我不能多给。把您的通信处送给我的账房去。现在，您高兴做什么，高兴住到什么地方去，一切听便。我祝您幸福。回信是不必要的。
在信上，拉夫列茨基给妻子写的是不要回信……可是，他心里却期待着、甚至渴望着一封回信，一种关于这奇怪的、难以理解的事情的解释。华尔华拉·巴弗洛夫娜在当天就回了他一封法文的长信。一切都完结了：连最后的怀疑也消灭了——他甚至惭愧他曾有过任何怀疑。华尔华拉·巴弗洛夫娜一点也不为自己辩护：她只是想要见他；她请求他不要无可挽回地决定了她的命运。那信是冷酷的、矜持的，虽然在上面，这里和那里，也可以看出泪痕。拉夫列茨基苦笑了，对来人说了一声很好。三天后，他离开巴黎了，但是，并不是回到俄国，却是到意大利去。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特别选中了意大利；老实说，无论到什么地方去，对他都是没有分别的——只要不是回家。他把他妻子的赡养额通知了他的管家，同时，命令立刻把产业的管理权从科罗宾将军手里全部收回，不等结账，就把那位老爷从拉夫里基遣走；他出神地想象着那位被逐的将军的狼狈神态和他勉强装出的自尊的神情，这样，虽然在自己的万分懊恼中间，他也不自主地感到了一种恶意的满足。同时，他写信给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请她回到拉夫里基来，并且给了她一张全权的委托状；可是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却一定不肯回来，甚至还在报上登了启事，声明委托状完全无效，这实在是完全多余的。拉夫列茨基把自己藏在一个意大利小城里，可是，许久许久，还不能不暗地追踪着他妻子的踪迹。从报纸上，他知道她已经离开巴黎，如所计划的，到巴顿·巴顿去了；而不久之后，她的名字就在我们所知道的那位舒尔先生的文章里出现了。这篇文章，在那惯常的轻薄后面还可以发觉一种友谊似的怜悯，在费阿陀尔·伊凡尼奇的心里留下了一种非常恶劣的印象。再后，他知道他有了一个女儿；两个月以后，从管家的报告里他知道华尔华拉·巴弗洛夫娜已经支取了第一季的赡养金。于是，不名誉的消息接二连三地来了，一次比一次更其不堪入耳；而终于，由她主演的一幕无足羡艳的悲喜剧就载满了各个报纸，产生了极大的热闹。一切都完结了：华尔华拉·巴弗洛夫娜已经成了“名人”。
拉夫列茨基不再追踪她的行动了，然而，也并不能马上就控制了自己的感情。有时候，对于妻子他是充满了那么深的渴慕，这使他想着，只要他能再听到她的甜蜜的声音，再摸到她的温柔的手臂，那么，他就什么也可以不必坚持了，就是饶恕她也可以。然而，时间也并没有空过。他并不是生来受罪的：他的健康的天性要求着它自己的权利。许多事他已经看清楚了；甚至那个突来的打击，他也看清了并不是过于奇突的；现在，他已经了解他的妻子了——对于我们终日接近的人，我们反而只有在离开以后这才能够充分了解的。他又能继续他的学业，开始他的工作了，虽然已经远没有从前那样的热情：他的人生经历和教养给他带来的怀疑主义，终于决定地攫住了他的心灵。他对于所有一切全都变得非常淡漠。四年过去了，他这才感觉到足够坚强，回到他的祖国，来会见他的家人。在彼得堡和莫斯科都不曾停留，他一直来到了О市——在这里，我们曾经和他暂别，那么，也从这里，我们请我们的好心的读者们一同回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