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阿陀尔·伊凡尼奇·拉夫列茨基（在这里，我们得请求读者们原谅，把故事的线索中断一时）出身于古老的贵族世家。这家族的建立者，远在瞎眼的华西里王朝之时就从普鲁士迁移过来，并且在别热茨克高原曾被赐予二百俄顷的封地。他的后裔们多曾任过各种官职，在边远地区的王公们和权贵们手下当过差，可是，其中没有一个曾经任过御筵监以上的官职或者发过大财。在拉夫列茨基家族里，最豪富、最显赫的就是费阿陀尔·伊凡尼奇的曾祖父安得烈，一位残忍、暴戾、机智而且狡猾的人。直到今天，他的专横、暴躁、疯狂的慷慨和难餍的贪欲，还是为人不绝地传说的。他身材高大魁伟，面黑无须，口齿不清，好像老在睡觉；可是，他说话的声音愈低，他身边的人也就发抖得更紧。他为自己选择的妻子也正好和他一对：圆圆的黄脸，突出的大眼睛，鹰嘴鼻子，生来就有着茨冈人的血液，性情刚烈而且爱记仇恨，对于自己的丈夫她是从来不肯相让的；虽然在他生前她和他不断打闹，几乎是一对死对头，但是，当他一死之后，她也不能忍心独活了。安得烈的儿子，也就是费阿陀尔的祖父彼得，可一点也不像自己的父亲：他只是个平平常常的草原地主，头脑糊涂，言语暴躁，行动懒散、粗野，可也并不凶恶，爱养客，也爱养狗。在三十多岁的时候，他就从他父亲继承了二千个上等的农奴，可是，不久以后有许多就不知下落了；一部分产业他卖掉了；所有的仆人们也被他姑息坏了。他的宽大的、温暖的然而肮脏的邸宅里，老是挤满了各种各色的小人物，无论识与不识一概欢迎；这班人就偷油虫一般从四方八面闻风而来，见着可吃的就吃，吃个大饱，见着可喝的就喝，喝个烂醉，并且，凡是能拿的也就拿，拿回家去，一面歌颂着、祝福着宽宏大量的主人；至于主人呢，当他心烦的时候，他也称赞他的客人们——称他们为寄生虫、无赖汉，可是，一少了他们，他又感觉无聊起来了。彼得·安得烈依奇的妻子是一个温柔和顺的女人，是他依着父亲的选择和命令从一个邻近的家族娶来的，名字叫作安娜·巴弗洛夫娜。她什么事也不闻不问，热心地招待客人，自己也高兴出去做客，虽然在头发上还得扑粉，用她自己的话来说，那就“要人的命”。“您想想吧，”在老年的时候她还老是这样说，“人们在你的脑袋上给套上个毛包头，把你的头发全给梳上去，涂上油，又扑上粉，还插些个钢针呢——往后连洗都洗不掉；可是，出去拜望人家，要是不扑粉，就不行呀，别人就要见怪。这可多受罪呀！”她喜欢用快马拉着马车飞跑，在牌桌上从早坐到晚也能对付；当丈夫走近牌桌的时候，她总是把手扪在面前的不值一文的筹码上，可是，自己的嫁奁和所有的金钱她却毫无保留地交给了他，让他全权处理。她给他生了两个孩子：一个男孩叫作伊凡，就是费阿陀尔的父亲，另一个女孩叫作格拉菲拉。伊凡不是在家里长大的，从小就寄养在一个有钱的老姑姑库本斯卡雅公爵夫人的家里；她指定了他作为她的继承人（如果不是为了这，他父亲也不会让他去的）；她把他装扮得好像一个洋娃娃，给他聘请了各种教师和一个法国师傅——一位退职的修道院长，让·雅各·卢梭的信徒，麦歇古尔登·德·福赛——是一位机警巧妙的阴谋家，可是，照她自己的说法，却是“移民中的优异的花朵”；而结果，当她快到七十岁的高龄，就跟这位“优异的花朵”结婚了，把自己的全部财产全都转移到他的名下。而不久之后，涂上胭脂，抹上黎雪留式的龙涎香，在许多小黑奴、巴儿狗和喧噪的鹦哥儿们的环绕之中，手里还拿着个伯第多精制的珐琅瓷的鼻烟壶，她就死在一张路易十五式的弯曲的丝绒躺椅上了——死掉了，早被她的丈夫遗弃了：那位口蜜腹剑的古尔登先生早已盘算好了，不如带着她的钱财，一溜烟回巴黎去的好。当这个不意的灾难（我们说的是公爵夫人的结婚，不是她的死）降临下来的时候，伊凡正是二十岁；在姑姑家里，由高贵的继承人一旦变成了可怜的食客，他是不愿继续待下去的；在彼得堡，以前所交往的上流社会现在全对他白眼相看了；去干小差事，工作既繁重，而且也难有出息，这也是他所不屑做的（所有这些全发生在亚历山大皇朝的初年），因此，由不得自己做主，他只好回到乡下他父亲家里来了。老家对于他只是显得污秽、贫乏、破落；田舍生活的沉闷和寂寞，每一步都使他反感；他给无聊苦坏了；另一方面，家里的每一个人，除了母亲以外，谁都给他冷眼。他父亲就讨厌他那城里人派头；讨厌他的大礼服、他的饰边的衬衫、他的书、他的笛、他的洁癖，所有这种种，都可以显见他是瞧不起人的；因此，他就时时刻刻抱怨着、嘀咕着自己的儿子。“我们这儿呀，”他时常说道，“他什么都看不中。一上桌子，就愁眉苦脸的，什么也不吃；人们的气味、屋子里的空气，他受不了；看到吃醉的人他就皱眉；要想在他面前打人呀，您真没那个胆量！他又不出去当差：瞧，多娇嫩啦；呸！真他妈的娘儿们气！全是叫那满脑子伏尔泰害的呀！”老头子就特别恨伏尔泰，还有那“疯狂的”狄德罗，虽然他们的著作他连一个字也没有读过：读书是跟他很无缘的。然而，彼得·安得烈依奇却也并没有说错：他的儿子确是满脑子狄德罗和伏尔泰，而且，还不止这两位——还有卢梭，还有雷那尔，还有爱尔维修，和许多同派的作家，也全在他的脑子里——不过，只是在他的脑子里而已。伊凡·彼得罗维奇的师傅，那退职的修道院长和百科全书家，很得意地把十八世纪的各种学问一股脑儿地灌到了他的学生的脑子里，而学生也就把这些一股脑儿地装了进去：装倒是装得满满的，却并没有注入他的血液里，没有沉到他的灵魂里，没有变成一种坚决的信念……然而，就是在今天，我们也还谈不上什么坚决的信念，那么，我们能硬向一个五十年前的青年要求信念么？伊凡·彼得罗维奇也使得他父亲家里的客人们狼狈不安：他瞧不起他们；他们怕他。对于比他年长十二岁的姐姐格拉菲拉，他也简直合不拢来。这位格拉菲拉是一个怪物：丑脸，驼背，精瘦，一对又大又凶的眼睛，还加上薄而紧闭的嘴唇；在面貌上、声音上、急促而有角度的动作上，都使人不自主地记起她的祖母，那个茨冈女人，安得烈的妻子。固执，并且喜爱权柄，出嫁的话她是听也不能听的。伊凡·彼得罗维奇的回家完全不合她的意；当他寄养在库本斯卡雅公爵夫人家里的时候，她曾经抱过希望，至少可以得到她父亲的遗产的一半；在贪婪上，她也正像她的祖母。此外，格拉菲拉对于弟弟也是心怀嫉妒的：他受过那么好的教育，法语说得那么好，简直有巴黎味儿，而她自己，则连“日安！”和“您好？”也几乎是不会说的。老实说，她的父母就完全不懂法语，可是，这也不能令她甘心。伊凡·彼得罗维奇无法排遣生活的无聊和厌倦，在乡下还没有过到一年，可是对于他却好像过了十载。只有跟母亲在一块儿的时候，他心里才能稍稍感到轻松：他时常一连几小时坐在她那低矮的屋子里，听着那善良的妇人的单纯的冗谈，一面饱啖着母亲所藏的零食。恰好，在安娜·巴弗洛夫娜的婢女中间有一个很漂亮的姑娘，有着明澈的、温存的眼睛和秀丽的容颜，名字叫作玛拉尼雅，既聪明又贤淑。一开始，伊凡·彼得罗维奇就对她感兴趣；不久之后就爱上她了：他爱她那胆怯的步态，她那娇羞的回答，她那温柔的声音，和她那文静的微笑。在他的眼里，她一天比一天显得更可爱了，而她也以整个心灵的力量，像只有俄罗斯少女所能爱的那样爱着他——终于献身给他了。在一个乡下地主的村邸里，没有什么秘密是能够长久保持的；不久以后，谁都知道小主人和玛拉尼雅的关系了，而最后，彼得·安得烈依奇自己也听到了消息。在无论什么别的时候，对于这种毛细的事情，他多半理也不会理；可是，对于儿子既然怀恨已久，他当然乐得有这么一个机会把那彼得堡来的学者和纨绔子羞辱一场。吵闹、叫喊、辱骂，霎时勃发了；玛拉尼雅被关进了下房；伊凡·彼得罗维奇被传进了父亲房里去。听见叫喊，安娜·巴弗洛夫娜也奔了过来。她极力劝解着丈夫，可是彼得·安得烈依奇却什么话也不要听。他老鹰一样地扑到了儿子面前，骂他不道德、不信神、虚伪，并且把多年以来对于库本斯卡雅公爵夫人的积怨，也趁这机会痛痛快快地发泄了出来，对于儿子，把所有辱骂的字句一个个全都用尽。最初，伊凡·彼得罗维奇还能镇静、矜持，可是，当他的父亲威吓他，要用一种刑罚来羞辱他的时候，他再也忍耐不住了。“疯狂的狄德罗又要出场了吧，”他想道，“那么，您等等吧，我就把他给您实行起来；我会把您吓一大跳的！”于是，用一种平和镇静的声音，虽然心里是在不住颤抖，伊凡·彼得罗维奇就给他的父亲宣称起来，说他骂他无道德是毫无根据的；他说，虽然他并不想辩护自己的过错，但是，他正在力谋补救，而且，正因为他感到自己原来就超乎一切门户的偏见之上，所以，这样的补救也正是出自本心——明白些说，就是他打算跟玛拉尼雅结婚。说出这种话来，伊凡·彼得罗维奇无疑地达到自己所想达到的目的了：彼得·安得烈依奇可真吓了一大跳，登时口噤目呆，半晌说不出话来；可是，立刻他就恢复过来了，就是随身那种打扮，松鼠皮饰边的寝衣，赤脚，拖鞋，他就把拳头一捏，一头向着伊凡·彼得罗维奇撞去了；儿子呢，这一天却好像早有预感似的，头发梳的是第杜式，穿的是新制的英国式的蓝色燕尾服，饰着缨子的长统靴和时髦的鹿皮紧短裤。安娜·巴弗洛夫娜锐叫了一声，用手扪着脸，而她的儿子则已经跑出了屋子，跳到了庭院，冲过了菜园，跨过了花圃，一直向着大道逃走了；他拼命跑着，跑着，一次也不回头，直到最后他听不见追来的父亲的沉重的足音和那暴烈的、喘息的咆哮：“你停下来，流氓！停下来，要不老子咒你！”伊凡·彼得罗维奇在附近一个农民家里躲了起来，而彼得·安得烈依奇则筋疲力尽、浑身大汗地跑了回来，几乎等不及喘过气来，就立刻宣布他给他儿子的一切祝福全都取消，他的那些混蛋书籍都得烧毁，并且，立即把婢女玛拉尼雅打发到一个遥远的村子里去，不许延迟。有几个好心的人找到了伊凡·彼得罗维奇藏身的地方，告诉了他所有的事情。含着满心的羞辱和愤怒，他发誓要向他父亲复仇；就在那一晚，拦劫了送玛拉尼雅的小车以后，他就和她急急逃到了附近的一个小镇上，在那里和她结了婚。所有的用度全由一个邻人，一个永在醉乡却遇事极为热心的退职海员，代为供给；这位好心肠的人，对于所有种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悲壮的历史”，是无不热心赞助的。第二天，伊凡·彼得罗维奇给他父亲写了一封讥讽而又冷淡的有礼貌的信，于是就投奔到他的表兄德米特里·帕斯托夫和表姐玛尔法·季摩费耶夫娜的村庄上来了（这后一位是我们已经认识的）。他把发生的一切告诉了他们，宣称他打算到彼得堡去谋一个位置，并且请求他们，就是暂时也罢，给他的妻子一个容身的地方。说到“妻子”的时候，他忍不住地痛哭了，并且，顾不得自己的城市教养和哲学，竟谦卑地、就像个俄国乞丐似的，在亲戚脚前跪下了，甚至把脑袋碰着地板。帕斯托夫兄妹原是慈悲心肠的好人，欣然接受了他的请求；他在他们那里待了三个星期，私心希望着父亲的回音；可是，回音竟没有来——也不可能来。彼得·安得烈依奇一听到儿子的结婚消息就气病了，并且禁止任何人在他面前提起伊凡·彼得罗维奇的名字；可是他的母亲却瞒着丈夫从主教那里借了五百卢布，同着一个赐给他妻子的小神像给他捎去了；她不敢写信，可是却嘱咐她的使者，一个一天工夫能走六十俄里的瘦小农民，叫他告诉伊凡·彼得罗维奇不要过于苦恼；她说，如果上帝见怜，一切事情都会好起来的，父亲的盛怒说不定也能变成怜爱；她说，她自己本来也没有祝望过这么一个儿媳，可是，很显然，上帝的意旨既是这么安排，她也给玛拉尼雅·谢尔盖耶夫娜送上她为母者的祝福。那瘦小的农民得到了一卢布的赏赐，并且请求见一见新的主妇，因为在洗礼的时候他是做过她的教父的；他吻过她的手以后，就匆匆回家去了。

　　于是，怀着轻快的心情，伊凡·彼得罗维奇向着彼得堡出发了。一种不可知的未来在等待着他；威胁着他的，也许就是贫困，可是，他到底摆脱了讨厌的乡村生活，而最要紧的，就是他总算无愧于他的导师们，他真的把卢骚、狄德罗和《人权宣言》的理想“见诸实行”，而且用行动来捍卫着了。一种完成了一件义务的满足，一种胜利的、骄傲的自感，充满了他的心灵；至于和妻子分别，倒也并不怎样使他难受；老实说，要是和她不断厮守下去，反会使他烦恼的。那一事情已经完了，现在该着手别的事情。在彼得堡，反乎自己的预料，他却很幸运：库本斯卡雅公爵夫人——麦歇古尔登已经把她扔掉，可是死神却还没有将她迎接——为了至少补偿一点以前她对于侄儿的愆尤，就把他介绍给她所有的朋友，给了他五千卢布（这几乎是她仅存的钱财），还给了他一只莱皮科夫斯基型的表，在表背后，在一圈爱神的环绕中，还刻上了他的简名。不到三个月，他就在驻伦敦的俄国使馆里得到了职位，于是，趁着即期出发英伦的船只挂帆而去（在那时候，汽船连说也还没有人说起）。几月以后，他接到了帕斯托夫的来信。那善心的地主祝贺伊凡·彼得罗维奇生了儿子，是在一八○七年八月二十日出生于坡克罗夫斯科耶村，为了纪念殉道的圣者费阿陀尔·斯特拉吉拉特，命名为费阿陀尔。因为身体极度软弱，玛拉尼雅·谢尔盖耶夫娜只附上了几行；但是只这寥寥的几行也够使伊凡·彼得罗维奇惊奇：他并不知道玛尔法·季摩费耶夫娜已经教导他的妻子能念能写了。不过，父爱的甜蜜感情并没有在伊凡·彼得罗维奇的心里支持很久：他正在给那时候最出名的菲里尼们和拉绮思们（古典的名称在那时候还是很流行的）献着殷勤；加之，推尔西特和平条约刚刚缔结，大家都在忙着行乐，一切都已卷入狂欢；伊凡·彼得罗维奇的头脑也给一位大胆的美人的黑眼睛搅昏了。他并没有什么钱，可是在赌博上却总是幸运；他交结朋友，参加一切的欢乐，总之，是一帆风顺，向前突进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