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凡·彼得罗维奇出国期间，我们知道，费嘉是一直落在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手里的。母亲死的时候他还不到八岁，他并不能每天见到她，可是却热烈地爱着她：对于她的记忆，尤其是她那沉静而苍白的脸面，那忧郁的眼神，和那胆怯的爱抚，都不可磨灭地铭刻在他的心上；但他也能模糊地理解到她在这家庭里的地位；他意识到在他和她之间有着一道篱墙，这篱墙她是不敢、也不能打破的。他畏怯他的父亲，而伊凡·彼得罗维奇也从来不大爱抚他；祖父间或还摸摸他的脑袋，有时也让他吻吻自己的手，可是，只把他当作一个小傻瓜，并且叫他野小子。在玛拉尼雅·谢尔盖耶夫娜故世以后，他就完全落到姑姑的掌握里了。费嘉害怕她，害怕她那闪烁的、锐利的眼睛和她那刺耳的声音；在她面前，他连小声也不敢出；哪怕他在椅子上只稍稍动了一下，立刻就可以听见她那刺耳的声音喝道：“往哪儿跑？好好坐下！”临到星期日，做过弥撒以后，他就可以游戏了，那就是说，给他一本厚厚的书，一本莫名其妙的书，是一位玛克西摩维奇·安波吉克先生的大作，名为《象征与图谱》。书里约有一千幅图画，其中绝大多数都非常深奥，并附有五种文字所写的同样深奥的说明。裸体的、肥肥胖胖的爱神，在这些图画里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中的一幅标题是“番红花与虹”，而解说则是“其力至伟”；对面的一幅画题是“白鹭口衔紫罗兰”，而解说则是“君之所知”，再一幅画的是“扣彼特与舐犊之熊”，而解说却为“点点滴滴”。费嘉老是反复研究着这些图画；对于它们的一笔一画他都清楚；其中有几幅，老是那相同的几幅，使他沉思起来，并且刺激着他的想象：别的消遣，他是一点也没有的。到了应该学习语言和音乐的时候，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就贱价给他聘来了一位长着兔子眼的瑞典老处女，这位女教师的法文和德文都很不高明，钢琴也不过如是如是，可是腌起黄瓜来却不同凡响。就在这么一位女教师、他的姑姑、一个叫华西里耶夫娜的老女婢的陪伴之下，费嘉一直过了整整四个年头。他老抱着他的“图谱”坐在墙角——坐着……坐着；低矮的房屋里散发着天竺葵的气味，一只孤零零的羊脂烛暗淡地烧着，蟋蟀在单调地鸣奏，好像感觉着无限厌倦，小钟在墙上匆忙滴答着，一只耗子躲在帷后偷偷地爬着，并且狠狠地啮着齿；而三位老处女，就像三位命运女神一样，默默地而且迅速地舞动着织针，她们的手的黑影在薄暗里一会儿飞逝了，一会儿又神秘地颤动起来，而离奇的、同样灰暗的思想也就爬到那孩子的脑子里来了。没有一个人把费嘉看作一个有趣的小孩：他面色苍白，然而却很肥壮、粗大、拙笨——“简直是个乡下人，”像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所常说的；但是，如果能让他多见点太阳，他的面颊也许很快就会红润起来的。他读书很不坏，可是常爱发呆；他从来不哭；只是，当那横蛮的固执劲儿发作的时候，那就谁也奈何他不得。周围的人他一个也不爱。……在幼年的时候就不知道爱情的心，是可悲的呀！

　　伊凡·彼得罗维奇回国来的时候，他的儿子就是处在这样的状况下的；于是，毫不迟疑，他立刻就着手实行他的制度了。“首先，最要紧的，我要把他造就成一个人——人，”他对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宣布；“不仅仅是一个人，而且还是一个斯巴达人。”伊凡·彼得罗维奇的第一条办法就是把儿子改扮起来，扮成苏格兰高原装束；这个十二岁的少年于是就得裸着半截腿子到处跑，帽子上还得插上一根羽毛；瑞典的老处女也换成了一位瑞士的年轻人，一位体操专家；音乐，本是男子汉所不屑于学习的勾当，于是就根本取消；自然科学、国际法、数学以及工艺（这是依着让·雅各·卢梭的遗训而选择的），还有纹章学（这是为了激励高尚的情感）——这些，就是这未来的“人”所要用心学习的科目；早晨四点钟他就得爬起来，马上给凉水一浇，于是就绕着一根高杆，抓住一条索子，拼命奔跑；他每天只能吃一餐，菜仅一肴；他得骑马，练习射箭；在每一个适宜的机会，他还得依着他父亲的榜样，锻炼意志的力量；并且，每晚得在一个特备的本子上记下一天的经过和他的感想；而伊凡·彼得罗维奇在他这方面也用法文给儿子写下各种家训，呼他为“我儿”，并且称他为“您”，费嘉则用俄文称他的父亲为“你”，可是，在父亲面前他却是不敢坐下的。“制度”把孩子的思想弄混乱了，头脑弄糊涂了，心灵也弄得狭隘了；可是，单就身体的健康来说，这种新方式的生活却确实收了强效：在起初，他得了一场热病，可是，不久就恢复过来，变成一个精壮的小伙子了。父亲不禁得意非常，用他那奇怪的语言称他道：“自然之子，我的杰作。”当费嘉到了十六岁的时候，伊凡·彼得罗维奇就认为应该趁早给他灌输对于女性的轻蔑——于是，这位青年的斯巴达人，虽然心灵里还是胆怯，嘴唇上还刚刚冒出微髭，身体正满储着血气、精力和热情，然而，却已经在勉强装起冷淡、冷酷和粗暴来了。

　　同时，时间过着，过着。伊凡·彼得罗维奇一年里多半的时间住在拉夫里基，这是他祖传的主要的田庄；到冬天，就一个人到莫斯科去，住在旅馆里，勤勉地出席俱乐部，在各家客厅里滔滔地发表演说，解释着他的计划，更把自己表现成一个英国派，不平鸣者，政治活动家。可是，一八二五年来了，并且随着带来了许多的灾难。伊凡·彼得罗维奇的好友和知交们多半受到了严重的考验。伊凡·彼得罗维奇于是赶紧逃回乡间来，把自己关在自己的屋子里。又一年过去了，伊凡·彼得罗维奇忽然就变得衰弱了，颓唐了，走下坡路了；他的健康已经抛弃了他。以前的自由思想家，现在却进起教堂，做起功德来了；以前的欧化人物——现在却洗起蒸汽浴，变得两点钟午膳，九点钟就寝，由一个老家人说着闲话来催眠了；以前的政治活动家——现在却毁掉了自己所有的方案和所有的通信，变得在县长面前战栗，在警长面前惶恐了；以前有着铁的意志的人——现在却因为生了脓泡就可以痛哭，因为汤冷了就可以诉冤了。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又成了屋子里的至高威权；账房们、管家们和普通农民们，又开始从后门出出进进，来向“老鬼”——仆人们是这样称呼她的——回话了。伊凡·彼得罗维奇的改变在他儿子的心上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已经快十九岁，已经开始要来自己思考，要来摆脱以往加在他的头上的压力了。就是在这以前，他已经留意到了父亲的言行不一：空口说着宽大的、自由主义的学说，却实行着狭隘的、专制主义的实际；然而，他却不曾料到竟会来了这么一种奇突的转变。这十足的自私主义者一下子就一丝不漏地显出他的原形来了。年轻的拉夫列茨基那时正要到莫斯科去，准备进大学——可是，一种新的、不测的灾殃又临到了伊凡·彼得罗维奇头上：只在一天之间，他就双目失明了，无可救药地瞎了。

　　不信任俄国医生的技术，他想尽方法申请出国就医。他的请求被批驳了。于是，他带着儿子，在整个俄国整整漫游了三年之久，试了一个又一个医生，到过一处又一处城市，由于他的畏缩和没有耐性，简直使得所有的医生、他的儿子和仆人们全都一筹莫展。回到拉夫里基来，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完全的废物，一个哭闹无常的孩子了。悲惨的日子还在后面呢，每个人都在他的手下遭殃。伊凡·彼得罗维奇只有在塞住嘴的时候才能安静下来；他从来没有吃得那么多，也从来不像那样贪馋；在所有其他的时间里，他自己不能安静下来，别人也就莫想安静了。他祈祷，怨命运，咒自己，骂政治，骂自己的制度，骂所有他曾经吹嘘过、骄傲过、并且标为儿子的榜样的一切事情；他宣称他什么也不相信，于是，又继续祈祷起来；他不能忍耐一刻的孤独，他要家人们不分昼夜一直陪伴着坐在他的椅边，给他讲故事，可是，在故事中间他又不断打搅，高声叫道：“你们完全撒谎！——简直瞎说！”

　　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的负担尤其沉重：他简直少不了她——她一直顺应着病人的各种离奇古怪的要求，虽然有时她也不能立刻回答他的问话，怕的是自己的声音会露出难以遏止的愤怒来。就像这样，他再拖了两年，而终于，在五月出头的一天，他死去了。那一天，他被抬到露台上来，放在太阳下面。“格拉莎！格拉什卡！肉汤，肉汤呀，你这老糊……”他的僵硬的舌头纠结了，最后的一个字还不曾叫完，他就永远沉默了。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正把一杯肉汤从仆人手里抓了过来，忽然呆住，把弟弟的脸瞪了一眼，就缓慢地给自己画了个大十字，默默地走掉了；他的儿子当时也正在场，也并没有说出一个字来，只是倚在露台栏杆上，凝望着花园，很久很久：花园里，一切全都芳香、青绿，在灿烂的春天的阳光之下，一切全都散发着光辉。他已经是二十三岁了；多么悲惨地、多么迅速地、那二十三年的光阴不知不觉地就飞过了呀！……现在，人生正在他的眼前展开着。